父亲是1927年生人，老家江西省宜春。父亲家境很困苦，五兄妹都没有念过书，但在这几兄妹中，父亲好象天生对文化有缘，居然无师自通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字正腔圆地唱当地一种叫“三脚班”的戏，特别是能写一手好字，且性格稳定，待人真诚，邻居和亲戚们都十分喜欢他。到了1949年时父亲已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了，当年春天国民党从北到南节节败退，到处抽壮丁抓挑夫。按当时四（男）抽三，三（二男）抽一的规定，有三兄弟且身为长子的父亲当然处于被抽丁之列。由于亲戚和乡亲们凑钱替父作保留在家里免于兵役，无奈到了夏天风声日紧，国民党又要抓壮丁，此时已不能再出钱作保了。当时，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追击国民党。1949年7月17日，第二野战军陈赓的第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九师两个团攻进宜春城，宜春宣布解放，正要被押走当壮丁的父亲逃过一劫。新政权成立时，家里分了田地房屋，从此再也不用给东家（地主）打长工了。因此，父亲常说共产党的好，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老谢家。 当年入冬季节，区政府的一位山东籍的干部来征粮，征到父亲家时身上所带现金已付完，就打了一张欠条，说要父亲家第二天到区上去领现金。第二天我父亲去领钱时，与那位山东籍干部相谈甚欢，得知我父亲有点文化，就邀他到区上工作。父亲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加了地方新政权的建设。当时由于会识字写字的人少，父亲就被放在文书的岗职上，相当现在的秘书，职能是传阅文件兼搞记帐（会计）、统计等，不知不觉，父亲与统计结下了缘。 在统计工作中，父亲给我们讲了两件难忘的事：一件是1949年冬，政府开展对残留在宜春西南山区新坊、洪塘二个乡及毗邻的吉安地区的安福县山区的国民党谢明远残部的围剿，战斗打到了1950年的开春，父亲所在的一队和另一个单位的二队都顺利结束战斗，均有所斩获。二队的领导好大喜功，上报缴获枪支比实际多15支，为的是超过父亲所在一队缴获数，当时一队的领导很不服气，要父亲补报，一定要压倒二队。父亲坚持原则，以理服人，最后领导被说服，没有虚报，二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表扬。可是1951年冬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此时有人旧事重提，说二队的领导上报缴获的枪支与实交数不符，是私留枪支，想造反，那个领导有口难言，被反复批斗，最后不知所终。事后那个要父亲虚报缴获数的领导惊出一身冷汗，之后他们由心存芥蒂逐渐成了莫逆之交。 第二件事是1958年大跃进时，为了响应号召，粮食产量要翻番，各地粮食产量抢着放卫星，你今天报亩产一千五，我明天就报二千，到最后甚至夸张到十万斤。父亲所在的公社产量一直上不去，领导很着急，试着要父亲也学样浮夸，父亲据理力争，坚持实事求是，据实上报。由于报得多，上交政府的公余粮也多，相反就少，到了第二年春，那些浮夸的公社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到1960年后，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公社还相当严重。由于父亲求真务实，坚持原则，他所在的这个乡基本没出现饥荒现象。但父亲的“不合时宜”也为他一生平平凡凡定下了基调。好在当地百姓记着他，就是今天，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说起父亲的好来。 父亲在区、乡公所、公社、乡干统计三十余年，退下来后，由于正直老实，又被老家村里请去干会计和统计，直到近80岁眼睛看不清，腿脚不灵便为止。与他一起工作的土改干部有的干到了省厅级领导，但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在统计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父亲说，自己也很满足，说，如不是共产党，他要么扛一辈子长工，要么早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成了炮灰。他说自己虽然没有高官厚禄，但没做亏心事，在统计这个岗位上多少也为百姓造了福，积了德。纵观父亲这一生，然也。屈指算来，父亲在统计岗位上干了50余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高考，在填报志愿时，颇费了一番周张，我本人喜欢中文和考古，但受父亲的影响，对会计和统计也不反感。在征求父亲意见时，他说，考古常年在外，父亲不放心，中文这个专业也不理想，还是报会计或统计好些。我生性不喜繁琐，更愿从事大气且能观全局一点的工作，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了统计专业。1986年毕业后，就分在县统计局。期间没有调换过岗位。现在回头想想，在这二十多年中，有苦也有乐，有的经历终身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报表是手工汇总，计算工具以算盘为主，计算器为辅。当时的计算器是一种直接插电的，健盘较大且不够灵敏，在以加减法为主的汇总中，算盘更有优势。当时珠算速度的快慢是衡量一个人业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大家平时没事时就苦练珠算技术，办公室辟辟拍拍的碰珠声此起彼伏，如连绵秋雨滴石，不绝于耳。当时报表的汇总方式主要是折叠汇总，记得当时我在一个山区小县从事商业统计，起报单位由我接手时的十多个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到50多个。先是每10个单位折叠汇总一次，又把5张汇总表再折叠汇总一次，最后才算汇总完毕。但由于指标多，表格不大，有时稍一移动就没对齐，此时等于白干一场，又要重来，真是烦琐极了。我当时想，如果起报单位几百个，那真不知如何汇总是好呢。想想现在的微机汇总，只要把数据录入，就直接生成汇总数据，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填报“一套表”改革，看看挂在墙上的那把老算盘，顿生隔世之感。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分在一个边远的山区乡挂点，当时各项工作各级都十分认真负责，每个县级领导分挂一个片区，一个片区3至4个乡镇，每个县普法办人员挂一个乡镇，定期开会，定期督查，定期通报工作开展情况。有一次，我到挂点乡的一个普查区（村）检查工作，遇上一个普查员在调查一个上一年大概是6、7月份去世的孤寡老人（当时普查标准时点是7月1日），问周围的人都记不清是7月还是6月，这涉及到要登还是不要登。由此，我们一行三人逐户询问，最后有个村民说，听说当时这个老人住在外地的一个远亲为他立有一块墓碑，那上面应该刻有去世日期。我们听说后马上请了一个知道坟墓大致地点的人带路，直奔七、八里开外的山里寻找。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加之这个老人无人扫墓，经过一年左右时间，那坟地长满茅草。经过反复寻找、辩认，最后还真的找到了，那碑上面刻有逝者生卒年月。此时我们全身已湿透，但顾不了这许多，抄到具体日期后，我们回家换算成阳历日期，最后确定了老人是否属于登记的范围。我想，假如现在大家还有那时那种敬业精神该有多好呀。 日月如梭，一转眼我在统计岗位上已干了27年了。 2008年，儿子参加了高考，虽然成绩高出一本录取线许多，但也遇上填报志愿问题。他母亲建议他学医，他自己偏向于学机械工程类，但也对经济类感兴趣，我则尊重儿子的选择。最后儿子衡量就业前景及各方面因素，选择了会计专业。当儿子读到大二时，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他又选择了统计专业作为第二学位攻读。我问他为什么对统计感兴趣时，他说，平时看了我带回的一些书籍及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与统计有关的文章，之后又看了美国统计学家萨尔斯格写的一本介绍统计学发展历程的《女士品茶》一书，逐渐对统计产生了兴趣，加之所学的会计与统计关系密切，再者爷爷也干了几十年的统计，所以决定选择增学统计专业。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潜移默化，已是大四的儿子最近报名参加了广东一个地级市的统计局的公务员考试。 看来，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爷孙仨要在同一条线上接力前行了。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载县统计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