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政府统计机构成立6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新中国统计工作的创始人，国家统计局第一任局长，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国家统计局第一任副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国家统计局第三任局长，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王思华同志。他们是新中国统计工作的开拓者、创建者、奠基者。他们借鉴前苏联等国的统计经验，根据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统计工作基础薄弱又缺乏经验的起点上艰难地带领我们探索着、实践着、发展着、壮大着，为统计创业史奠定了基础。他们为加强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深入调查研究、开展统计分析、加快统计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王思华同志，他早在建国初期，于1950年就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统计机构东北统计局。他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财经统计会议（即第一届全国统计会议）率先建议成立中央统计局，统一领导全国统计工作。在会上苏联统计专家叶诺夫提出广泛利用和研究东北统计局的经验。1954年各大区统计局彻销后，他调到国家统计局任工业处处长、副局长、局长。为统计事业的发展、提高统计工作的水平做了大量工作。王思华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党员。早在就读北京大学时与李大钊接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在1926年赴法国、英国留学，着手翻译资本论。1937年赴延安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撰写了“大众资本论”、“怎样研究资本论”、“资本论解说”和政治经济学教材等著作。他又是一位非常谦和、没有一奌官架子和学者架子的德高望重的领导者。深得群众的崇敬。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错误的批斗，身心受到摧残后，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逝世。当全国统计干部听到这一噩耗时心情无比沉痛，不少省、市统计局的领导干部纷纷自发的赶到北京 参加王思华同志的追悼会。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难以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思华局长在国家计委七楼会议室被批斗到深夜后，他脸色苍白、步履维艰、下不了楼，他靠在楼梯墙角处艰难的站着，我看到一直被大家崇敬的领导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很是痛心，真想去搀扶他，但我没敢这么做。二是大约在1977年前后，在三里河百货商场，看到王思华局长在他爱人张文华的搀扶下艰难的移动脚步。多年不见他苍老多了，我向他问候，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并问我现在在哪工作，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最崇敬的领导。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畄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统计情缘是在1951年初开始的。建国初期不久抗美援朝开始了。当我正在沈阳第三女子中学高中读书，国家号召在校学生参军参干，我来不及与家人商量就报了名，这一闪念决定了我一生与统计工作结下了情缘。我于1951年1月被分配到刚建立不久的东北统计局工作。当时，我对统计工作一无所知，但我很兴奋，感到很幸运能分配到这么重要知识份子成堆的机关工作。东北统计局当时借鉴苏联的经验，搞统计不仅要懂经济和统计，还要懂技术。因此从南方调
来一些既学经济又懂技术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学化学、物理、机械、造船和轻工纺织等各种专业齐全。另外还留用了少数苏联、日本和朝鲜等外藉人员。我们几个从学校分配来的中学生，被王思华局长亲切的称为“娃娃”同志。我能在这样优越条件下工作很感满足，同时又感到有压力，我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领导为我们这些“娃娃”同志指定了几位老师，给我们上文学课、统计学课，我自已还私下学数学。
国家统计局是1952年9月成立的。我于1953年春暖花开的4月上调到国家统计局的，分配到物资组（后改为物资处）工作，真令我喜出望外。当时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暂时在北河沿一座破旧的大院办公。我们和私企处十几亇人挤在三十多平米的平房工作，后来分配的大学生只能在院内
的大树下工作。1953年底才隨国家计委一起迁往三里河，临时在计委宿舍区一座筒子楼办公，直到1954年12月才搬入国家计委大楼。
1956年物资处改为物资分配司，物资处处长崔子范（已故全国知名画家）调离，由卢曙天（已故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任副司长。1954年颁发的物资供应定期统计报表（共七张表），1960年建立了物资快报制度，五日报和月报。为了快速取得各地区资料，通过长途电话台用电话报数字，到报告期，办公室24小时不能离开人，日夜值班接听电话，我们值夜班时用三把木椅并到一起当床，书本当枕头休息。夜班后，第二天早上照常按时上班。那时审核汇总资料工作量很大，完全靠手工操作。汇总工具全司只有一台东欧产的电动计算机和每人一把木制算盘，经常办公室内噼里啪啦算盘和轰轰隆隆的计算机的运转燥声响成一片，此起彼伏。直到1955年计算室正式工作，采用机械归纳汇总的计算技术，才使各业务司逐步从笨重的手工操作汇总的方法解放出来。当时复写文字资料也全靠手工复写、刻蜡版来完成，不少同志右手中指都磨出厚厚的老茧。
我们除了日常审核、汇总、加工和整理统计资料外，还经常深入到基層搞调研，令我最难忘的两次，一次是到东北和山西煤矿了解煤炭生产情况和调查矿井坑木消耗情况。经过调研分析写出全国重奌煤矿单位产品消耗量为什么升高的统计分析报告，引起了煤炭部门的重视。当时女同志下矿井是罕见的，在矿区流传着女人下矿井不吉利，会带来灾难的说法。幸好有的矿区没好意思拒绝我下矿井的要求。我穿上了矿工的工作服和矿靴，戴上矿帽看不出我是男是女，我在光线极微弱的矿井里，辨不清方向，差点迷了路，险些被矿车撞倒。在矿井下，看到矿工们长年累月在这么艰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下劳动，感到他们太伟大了。另一次下基層是了解原木采伐储运情况和调研木材加工损耗量的计算问题。我们深入伊春的原始森林，在那寂静、几乎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林海，清新的空气中飘浮着松树的芳香，好像置身在一亇原始状态的世界里，来到了人间仙境，那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太令人陶醉了。在森林中行走必须要把领口、袖口扎紧，以防止一种叫“草爬子”的毒虫叮咬，一旦被叮咬可能会得森林脑炎甚至会危及生命。通过这次调查，改进了木材加工损耗的计算方法。这两次调研令我永生难忘。收获很大、感触很多，看到工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和危险的环境下无怨无悔的从事劳动太令人感动了。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央《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的指示精神，在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拢下做了大量工作，统计工作出现了新气象，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有了显著提高，统计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统计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在提高。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领导都靠边站遭到批判，群众忙于打派仗、参加批斗会、写大字报和接待红卫兵，统计工作全面仃摆。从国务院到各地，全国绝大多数统计机构被撤并或撤销（仅北京市统计局保留了牌子）。国家统计局撤销后并入国家计委在生产组下设了一个仅有14名干部的统计组，其余人员连同家属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全都开往襄北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薛暮桥同志（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在干校劳动，王一夫副局长当了伙夫，陶然副局长在大田劳动，常诚副局长则在基建排劳动。下干校的同志有的劳动了十年才恢复了工作。直到1970年周恩来总理对统计工作作出指示：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要搞，但不搞烦索哲学。这才恢复了部分统计制度。到1974年国家计委统计组改称统计局，到1978年国家计委统计局改为国家统计局。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余秋里副总理宣布，当时对王思华、常诚、王一夫三位同志进行不恰当的批判是错误的。应该给这三位同志恢复名誉。可惜的是王思华同志已在几个月之前到天国去了，听不到这个消息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恢复了各级统计机构，并且增加了编制，统计人员陆续归了队。受了重伤的统计工作逐渐恢复了元气。但由于国家统计局一直没有独立的办公楼，当时只能到处租房子办公，三、四百人分散在三里河、木樨地、万寿路、六里桥、军博、京沪食品店等多处办公，大家深受打游击式的搬家之苦。
我是1981年归队的。从干校到育英学校再到国家地震局（仍搞物资统计），最后落叶归根又囬到了国家统计局。我在工交物资司新成立的能源处工作任副处长、处长。能源统计是从物资统计分离出来的新工作，专业性较强，工作难度较大，但我对能源统计产生极大兴趣，工作上的压力促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能源经济技术知识，激励我不断的奋进，当看到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工作成效显著，同志们感到那个时期的能源统计是鼎盛时期时，更加深了我对统计工作的热爱和浓厚的兴趣。那几年是我统计征途中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1986年我被借调到外经贸部，随前夫（已故）派到德国波恩，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工作了四年多。回国后又回到能源处工作，在最后的工作岗位上我主编了20多万字的《能源经济统计指南》做为离岗的献礼。61岁的我心安理得地退休，离开我深爱的能源统计工作。
回忆起我走过的40多年的统计之路，虽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有曲折、有遗憾、有艰辛，也有快乐，但路基本是平坦的。我对统计工作的感情从来没有动摇过。社会上曾流传统计简单论、统计枯燥论等等，我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统计科学是一门精深的学问，真要学懂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统计工作是很有乐趣的，数据不是静止而是灵动的、神奇的。将大量统计资料釆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现象中去探索、挖掘、认识、提高、判断，就会有鲜活的多彩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拿起这个锐利的武器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喜看60年来中国统计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令我们这些老统计工作者百感交集。我们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统计大楼了，有了自己的先进的、现代化的统计信息系统，实现了统计数据采集、传输、加工、存储、发布的网络化，拓宽了统计工作领域，统计信息向社会大众开放，贴近了百姓生活，引起了全民的关注，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服务。统计宣传的力度大大加强，无论是各类报刊、广播、电视上经常听到和看到来自统计部门和统计工作者的声音。在每季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统计新闻发言人侃侃而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及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不仅引起全民的关注，更引起全世界广泛的瞩目。社会经济越发展，人们对统计的要求和关切程度越高，对统计信息的需求量也越大，对进一步改革统计方法提高统计数字的质量也就越迫切。统计工作的前途无量，任重而道远。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现在有众多高素质的、朝气蓬勃的、具有高学历的年轻的统计工作接班人，相信今后的统计事业会更加辉煌。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