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巧合：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也恰好参加工作60年；今年—2012年，庆祝新中国政府统计机构成立60周年，我从1952年从事统计工作算起，迄今也有60个春秋。在这风风雨雨的60年中，我见证了新中国的统计发展史，也记载了个人的成长经历。60年的峥嵘岁月，我既感受到创业的艰辛，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既遭受过无端的批判，也领受到很多次褒奖。五色斑斓的人生旅程，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在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我所在的黑龙江碱厂(现齐化集团)，把我从技术员的岗位上调来搞统计，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当时组织观念强，二话没说就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利用熟悉生产工艺流程的良好条件，在厂长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各个生产工序的原始记录、车间统计台帐，以及生产、供销、劳动工资、财务成本、安全生产等项统计制度，每天上班后半小时内，厂长就能看到当天的“厂长日报”，既满足了企业管理的需要，也满足了上级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的需要。半年后，在省属工业企业第一个实现了月后一日报表，同时附有6000多字的文字说明，即生产经营情况的分析报告。省工业厅对这篇报告很重视，当即通过《工作简报》予以转发，并加了按语。省财委统计处随即来人考察，让我总结经验，不久在省属企业进行了交流。这是我在统计工作上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1953年5月，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黑龙江省统计局，从此一直从事综合统计工作，主要任务是搞进度统计分析，平时下基层搞调查，每个月数字出来后，两、三天内提出统计分析报告。当年年度综合统计分析报告是集体完成的，随后让我在此基础上独立起草《1953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统计公报》，经省领导审核同意后在《黑龙江政报》上发表。这是省统计局成立以来首次发表统计公报，使我很有成就感，成为我以后数十年统计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1956年9月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提出处理好“二、三、四” 的比例关系后，局领导提出计算本省的国民收入，看一看黑龙江这些比例关系的状况。经向国家统计局“取经”和进行理论上、方法上、资料上的准备，于1957年初开始计算各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1957年底听取苏联综合平衡统计专家索包里的讲学后，1958年计算出MPS框架下1952—1957年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和使用额。通过边学习、边实践，逐步突破了理论上和计算中的难点，于1961年计算出国民收入地区间的流出、流入；1962年编制出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表；1964年编制出三套完整的MPS体系的国民经济平衡表(1952—1963年) ，成为国内首创。通过这些平衡表，系统地揭示了黑龙江省两大部类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社会产品调出与调入的关系，国民收入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财政信贷与物资的平衡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项工作始终得到国家统计局的支持和鼓励，多次组织交流经验。统计界的老前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坚白，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董辅礽前来考察，董辅礽利用平衡表资料完成了《从两大部类产品的交换关系看农业的基础地位》的研究课题。还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综合平衡统计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实习。可是，1965年全国统计工作(大连) 会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升温”，对综合平衡统计由一片赞扬之声变成了一片非难、斥责之声。我作为这项工作的主要参加者，“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当作顽固推行教条主义、“贩卖苏修黑货”的典型来批判。在所列的“八大罪状”中，最主要的是：“把综合平衡统计当成为资产阶级专家服务和个人成名成家的工具” ；所写的统计分析报告“攻击总路线、大跃进” ；所写的十三年全省统计工作总结“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思想，反对‘主辅方针’” 。“文革”后期下放劳动。
1971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贯彻周恩来总理“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的批示后，1972年把我从插队的农村调回当时只有11个人的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计统组下属的统计组，仍搞综合统计。面对“四人帮”的肆虐和疮痍满目的烂摊子，做的第一件事是搜集整理中断多年的历史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1966—1972年的国民经济主要数字补齐，编印一本《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2) 》。第二件事是在当时语录风盛行的情况下，为了同“四人帮”争夺舆论阵地，编印一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统计调查工作》的语录，发往全省各地。1973年5月省统计局恢复后，在局领导的带领下，通过总结推广同“四人帮”“顶着干”的典型经验——有依靠群众办统计的，有开展调查研究的，有坚持月后一日报表的，有搞好八项指标考核的，来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粉碎“四人帮”后，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批判“统计无用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路线事非，拨乱反正；另一方面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揭批，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自从1977年3月随张维华局长参加以揭批“四人帮”为主要内容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到1989年进入局领导层之前，几乎年年随局长参加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回来后研究贯彻措施，起草文件，筹备会议，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1979年10月张维华局长接到国家统计局李成瑞局长的通知，让我准备一篇统计工作群众路线方面的论文，提交将在马尼拉召开的、我国首次参加的国际统计学会第42次会议。论文写好后，国家统计局研究认为，往届各国提交会议的论文多数是数理统计方面的，而我们这篇政治色彩较浓，多处引用革命导师的言论，恐难以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于是改在11月份在杭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交流，我以论文作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成为中国统计学会的首批会员。会后在局领导的支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于1980年5月召开了黑龙江省统计学会成立大会暨笫一次全省统计科学讨论会，成为全国成立最早的地方统计学会。我从学会的秘书长到后来的副会长、顾问，虽然都是兼职，但始终尽心竭力，积极参与，连续组织召开了六次全省统计科学讨论会和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统计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以统计制度方法改革为重点，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参加了第一、二、六、七、八、十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第三、四、五、十五次会议提交了论文，未参加会议。在所提交的10篇论文中，有4篇获全国统计科学进步奖 。
综合统计是我的本职工作。除1980年在第一次地市县统计局长培训班上讲过MPS体系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以及升职后于1990年主持过一次国民经济核算试点，1991年主持首次地方统计立法申报工作外，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统计分析上。除“文化大革命”前利用平衡表和其他资料撰写的国民收入积累与消费、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等十几篇专题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围绕城乡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撰写的十几篇典型调查报告外，改革开放以来，围绕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写了近百篇统计分析报告，主要内容涉及基本省情，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和效益，投资规模和老企业更新改造，资源型城市转型，沿边开放，指令性计划产品的平价调拨和价格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状况，以及一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预测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黑龙江作为资源大省，开发力度大但缺乏有效的补偿，指令性计划产品比重大和价格“双轨制”造成效益流失和不公平竞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些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多种形式，向省领导和有关方面提出了可供决策参考的对策建议，除省领导作了大量的批示外，有的列为省委重要会议的参阅文件，有的作为向国务院报告的基本内容，有的作为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主要素材。同时，还对局内大量的统计分析报告进行审核把关。自从国家统计局1985年开始评选优秀统计分析报告以来，截至2004年，黑龙江省共有23篇获奖，在省统计局获奖的18篇统计分析报告中，本人撰写的有6篇，经本人审查修改的有8篇，共占2/3以上。离休后也一直在为统计事业打拼，为了深入探讨黑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有3年蹲在大庆，围绕如何把这个资源型城市建设成为高科技现代化城市，实施大开放战略，发展替代产业和后续产业，以及中直石油、石化企业重组改制后，如何安排大批下岗职工再就业，统筹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体制性问题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获大庆市政府两项优秀调研成果奖。
离休后干的另一件事是参加了两轮《黑龙江统计志》的编纂工作。首轮修志虽然起步最晚(申报时排名第100号) ，但进度最快(付印时排名第64号) ，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编纂任务，是全省100部专业志当中耗时最少的一部。这部志，以110万字的大量篇幅，系统地记述了黑龙江省(地区) 自秦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00多年的统计发展史，起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的作用，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获省社会科学进步奖。
这60年，我是跟随新中国统计工作发展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在不断探索、追求、拼搏中度过的。虽然“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遭受批判，两次下放农村，但锻炼了我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和坚强的意志。多年来，我勤学苦读，孜孜不倦，奋力追求，蓄势待发，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成就了一番事业；并较早地评上了高级统计职称 ，取得了全国统计系统先进工作者、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局机关模范工作者等许多荣誉称号，入选《黑龙江当代名人》。但这都已成为历史。时代在向我们招手。我虽然已有三年不再“上班”，但仍然关注每年一度的全国统计盛会，《中国统计》每期必看，期望我国政府统计工作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统计局离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