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住房路径视角下我国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演变(王智敏等)

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时间:2018-12-20 10:41

住房路径视角下我国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演变

 

王智敏 王 实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移民的居住迁移及社会融入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呈现聚合型、离散型和流动型三种模式,社会融入演变表现出向上、向下和波动型特征。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模式与其住房路径变迁紧密相关:住房路径呈现聚合型的城镇移民表现出向上型的社会融入模式,离散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主要模式为向下型,住房路径为流动型的城镇居民社会融入波动性也相应较大。本文建议社会融入政策应根据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和融入模式进行差异化支持。

 

  关键词:住房路径;社会融入;人口迁移;城镇移民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794201812-0050-07

 

  DOI: 10.13778/j.cnki.11-3705/c.2018.12.009

 

  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镇移民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城镇移民在融入过程中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压力,极易造成社会排斥和分割,在降低城镇移民获得感的同时增加社会治理成本,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1]。因此,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城镇移民在地理上的迁移和分布,或是城镇移民在某一个时间点的居住条件和社会融入状况,没有挖掘城镇移民在流动过程中居住状态和社会融入的演变。住房不仅是城镇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的居住需求,更是他们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城镇移民的居住状况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动而形成的住房路径,更是直接反映他们在不同住所的情感认知和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2],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融入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住房路径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社会融入的典型模式进行探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设计差异化的支持框架来匹配城镇移民在融入过程中的阶段性和整体性需求,从而有效的解决社会排斥和分割问题,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Durkheim[3],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维度内容的概念。例如Bernard建立了包含政治、经济和心理3个层次,囊括归属感、认同、参与、合法化、平等、包容6个维度的融入分析和测量框架[4]。国内一般从经济、社会和心理3个层面对融入进行衡量,其中经济层面关注收入、职业、居住、消费和休闲情况;社会层面剖析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等;心理层面则主要包含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及素质提升等[5]

 

  我国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现状为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低,大多排除在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6]。城镇移民在迁入地通常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房内,与市民存在居住隔离的现象,生活空间边缘化的问题普遍存在[7]。居住的分隔导致城镇移民与市民交往层次较浅,社交网络仍然保持着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建立的初级社会关系[8]。此外,城镇移民对自身的身份定位模糊,对融入的心理认同感不强[9]

 

  关于城镇移民融入的影响因素,人口学家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10]。经济学家认为就业层次和收入消费水平低是阻碍城镇移民社会融入的主要原因[11]。社会学家认为人力资本能够解释城镇移民社会融入的差异,人际交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等对城镇移民融入存在正向作用[12]。公共政策角度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险制度是造成城镇移民融入困难的主要原因[8]

 

  (二)住房路径

 

  国际上关于居民纵向住房变化的理论包括居住生涯(Housing career)、住房阶梯(Housing ladder)、住房生命周期(Housing life cycle)和住房路径(Housing pathway)。居住生涯理论主要用于描绘一个家庭的居住历史[13]。住房阶梯理论假设居民的居住条件呈阶梯式上升趋势[14]。住房生命周期理论假设住房产权和面积以及居民对住房的偏好随着家庭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15]。以上住房变化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遵循逐步改善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和流动节奏加快,居住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单向改善的居住模式不一定符合现代居民的住房变化。因此,Clapham提出住房路径的概念,用于描述居民在时间和空间上居住变动而形成的住房轨迹[2]。相对于其他居住理论的住房单向改善模式,住房路径主张更加自由化的变动,即居民的居住条件和产权情况都有可能会在迁移的过程中降低和变化。

 

  国外关于住房路径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英国居民在家庭的孕育阶段住房变化的现象较普遍,大多购买自有产权住房用于应对即将到来的家庭结构变化[16]。英国残疾年轻人的住房变迁有三种模式:从与父母居住转化成独立居住的直接模式、从与父母居住到与朋友合租再到独立居住的过渡模式、与父母居住和与朋友居住的反复模式[17]。美国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点和获得住房产权之间存在关系,居住在洛杉矶市中心的黑人家庭相比其他的黑人群体更容易获得自有产权[18]。日本在房地产和经济泡沫之后,越来越多的居民采取非传统型住房路径,例如继续与父母同住、租房时间延长等[19]。澳大利亚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变化的典型模式包括:租住私房搬迁频繁模式、无房流浪模式、失去住房产权模式以及反复迁入迁出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模式[20]

 

  由于纵向追踪调查起步晚、成本高和难度大等各方面原因,国内对居民住房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相似的研究包括住房改革期间北京市居民的3种住房路径模式:从公共住房到自购新建商品房、现住公房私有化和继续租住公房;其中从租住公房到自有产权住房是最为常见的变迁路径[21]。住房市场建立之后,从租住私房到获取自有产权成为北京市年轻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住房路径,然而仍然有部分年轻人没能顺利获得自有产权导致住房路径呈现离散化,其中收入、教育水平以及代际经济能力是住房路径差异的主要原因[22]

 

  (三)已有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对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但是侧重于某个时间点的融入问题,没有考虑居民在迁移过程中的融入变化。城镇移民的高流动性决定了单向线性融入模式并不符合其实际经历。而已有的住房路径研究则存在调查年限较早、时间跨度较短、样本覆盖面较小等问题,未能体现我国城镇移民在新形势下的住房路径。特别是尚未有研究从住房路径视角对城镇移民融入的演变进行动态识别及描述。

 

  三、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该调查通过跟踪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大样本数据,调查内容包括村/居概况、家庭关系、人口流动、居住、工作与收入、教育、婚姻、健康、态度观念和社会交往等。该调查于2010年启动基线调查,并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开展了3轮全样本的追踪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代表了中国95%的人口。

 

  本研究采用4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家庭层面数据对我国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进行追踪。首先,本文根据样本的家庭编号将全样本在2010年到20164次调查的居住信息中进行匹配。其次,本文将在4期调查中住房均没有发生变化的家庭从样本总量中删除,得到4250户家庭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最后,本研究根据4期数据中家庭编号匹配个体层面数据中社会融入相关测量指标,对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进行衡量。根据问卷设计,本文将4期数据中居民住房产权类型归为5个类型:家庭成员所有(O),亲戚朋友所有(R),租住私房(P),租住公共住房/单位住房(G),其他(E)。社会融入则采用经济、社会、心理3个层次,其中经济层面关注收入和休闲情况;社会层面剖析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等;心理层面则包含文化认同等。

 

  本文主要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利用交叉表分析对住房路径变动进行追踪,得出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其次对4期社会融入相关指标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因子的标准得分保存为变量,再依据各个因子贡献度计算出社会融入总因子得分;再次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不同住房产权类型社会融入的差别,总结出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演变模式;最后将城镇移民住房路径和社会融入演变模式进行交叉表分析,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结果

 

  (一)城镇移民住房路径

 

  表1展示了本文城镇移民家庭在迁移中住房产权类型分布的变化。首先,家庭成员所有占比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87.8%下降到2016年的55%,比率降低超过30个百分点。亲朋所有、租住私房、租住公房等类型则呈逐年上升趋势,均增长了10个百分点左右。该结果说明随着居民住房路径的变迁,居住产权类型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分布。

 

1 2010—2016年城镇移民产权类型分布化                             

单位:%

 

2010

2012

2014

2016

家庭成员所有

87.8

80.1

68.2

55.0

亲戚朋友所有

2.1

6.2

9.2

13.3

租住私房

6.2

4.9

8.2

15.2

租住公房

2.8

5.1

10.8

12.5

其他

1.1

3.7

3.6

4.0

 

  将城镇移民从2010年到2016年的住房产权类型进行追溯分析,得出住房路径的3个主要模式:以自有产权住房为阶段性终点的聚合型、从自有产权住房迁往其他产权类型的离散型、起点和终点皆非自有产权住房的流动型。图1展示了2338个城镇移民家庭聚合型住房路径的形态,占样本总量的55%。该住房路径中,超过60%的住房变动是在家庭名下多套自有产权住房内迁移。其他897户家庭涉及了产权类型的变动,其中有63871.1%)户家庭经历了迁出和迁入自有产权住房的反复,例如从家庭所有—租赁私房—家庭所有住房,从家庭所有—借住亲戚朋友住房—租赁私房—家庭所有住房,从租住私房—家庭所有—租住公房—家庭所有等。这表明我国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并不遵循传统的单向改善模式,而是呈现出向上和向下反复的特征。

 

  有1677个样本家庭的住房路径呈现离散型特征(如图2所示),占总样本量的39.5%。首先,离散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整体而言住房变动频率较高,有24%的城镇移民在4期的追踪调查中至少有3期住房产权类型发生了变化。离散型住房路径中也有部分城镇移民涉及迁入和迁出自有产权住房的反复变动,即在2010年到2012年间迁出自有产权住房后在2014年重新获得(或回到)自有产权住房,但在2014年到2016年间再次迁出自有产权住房。

 

  只有5.5%的城镇移民住房路径呈现流动特征(如图3所示)。这部分城镇移民中超过55%2010年的产权类型为租住私房,其余的20%15.3%分别租住公房/单位住房和借住亲戚朋友住房。然而到2016年,这部分城镇移民住房产权类型的分布体现为租住私房降至31.9%,减少超过23.1个百分点;借住亲戚朋友住房增加5.6个百分点至20.9%;租住公房/单位住房上涨到34.9%,增加约15个百分点。说明公共住房/单位住房已经成为流动型城镇移民的主要居住方式。此外,有36.2%的流动型城镇移民涉及到迁入与迁出自有产权住房的变动,说明自有产权住房只是住房路径中一个短期的节点。

 

 

  (二)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演变

 

  表2展示了不同住房产权类型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总因子得分在4期调查中的差别。从单个年份看,2010年与2012年各产权类型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高低顺序相同:家庭成员所有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最高,其余产权类型的社会融入均低于平均值,其中租住公房/单位住房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最低,其次为租住私房的城镇移民。  2014年家庭成员所有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依旧保持最高。租住公房/单位住房的社会融入仍然处于最低层次,但租住私房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得分在2014年超过借住亲戚朋友所有的家庭。  2016年不同住房类型的居民社会融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借住亲戚朋友住房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得分超过自有产权的家庭;租住私房的居民社会融入降为最低。从趋势上看,2014年是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变化的分水岭。城镇移民社会融入从2010年到2014年呈现上升状态,且不同产权类型之间社会融入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2016年不同住房类型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势:家庭成员所有和借住亲戚朋友住房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快速上升,而租住私房、公房/单位住房和其他类型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则大幅度下降,与前两者差距明显扩大。

 

2    城镇住房类型与社会融入变化

 

 

2010

2012

2014

2016

家庭成员所有

 0.0145

 0.0115

 0.0156

 0.0383

亲戚朋友所有

–0.0970

–0.0413

–0.0393

 0.0581

租住私房

–0.1094

–0.0568

–0.0362

–0.1040

租住公房/单位住房

–0.1518

–0.0751

–0.0414

–0.0880

其他

–0.0071

–0.0023

0.0064

–0.0306

注:表内数字大于0表示社会融入高于平均值,小于0表示低于平均值

 

  (三)住房路径与社会融入关系分析

 

  将城镇移民4期的社会融入得分波动进行追踪分析,可总结为向上型、向下型和波动型3种模式,各占34.2%32.4%33.4%。住房路径和社会融入模式交叉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住房路径呈现聚合型的城镇移民中有39.1%的家庭具有向上型社会融入特征,显著高于住房路径为离散型家庭在该社会融入模式的比例(31.2%)。而只有6.8%的流动型住房路径城镇移民家庭的社会融入呈现上升模式,显著低于聚合型和离散型中该模式的比例。其次,42.2%的离散型住房路径家庭的社会融入模式呈现向下型,显著高于城镇移民在该社会融入模式中住房路径呈现聚合型(28.1%)和流动型(5.5%)比例。最后,87.7%住房路径呈现流动型的家庭社会融入表现出波动状态,显著高于离散型住房路径中波动型社会融入家庭的比例(26.6%)。仍有32.8%的聚合型住房路径家庭的社会融入模式呈现波动型。

 

3   住房路径与社会融入模式关系

 

住房路径

社会融入模式

合计

向上型

向下型

波动型

聚合型

91339.1%*

65628.1%*

76932.8%

2338100%

离散型

52331.2%*

70742.2%*

44726.6%*

1667100%

流动型

166.8%*

135.5%*

20687.7%*

235100%

合计

145234.2%

137632.4%

142233.4%

4250100%

*表示p<0.05

 

  以上结果说明聚合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大多拥有向上型社会融入模式。该现象可能由于自有产权住房隐含的经济、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和心理归属方面的优势。随着城镇移民从各种过渡住房迁移到属于自己的住房,其社会融入程度也逐渐得到提升。由于聚合型住房路径并不遵循传统单向改善的模式,其向上和向下反复的特征导致一部分家庭的社会融入呈现波动状态。此外,只是阶段性终点的自有产权住房意味着一部分家庭仍然会继续迁移到其他产权类型的住房,因此一部分聚合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表现出向下型的模式。

 

  住房路径呈现离散型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则大多呈现向下型。离散型住房路径即城镇移民家庭离开自有产权住房迁往其他产权类型的住房,这个方向的迁移意味着这些城镇移民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交网络以及原有的心理认同感。并且离散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迁移频繁,不利于在新的居住地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和培养心理归属感,因此导致其社会融入随着住房路径变迁呈现向下型变动。离散型住房路径中也涉及到迁入与迁出自有产权住房的反复变动,因此部分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波动性特征,但是该比例显著低于流动型住房路径的家庭。此外,并不排除离散型住房路径中部分城镇移民迁往更喜欢的居住地,虽然住房产权发生变化,但仍然获得向上型的社会融入模式。

 

  绝大部分流动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匹配波动型社会融入特征。住房路径呈现流动型特征的城镇移民迁移频率较高,居住状态涉及多个住房产权类型的转换,部分家庭在4期调查中每一期的住房产权类型均发生改变。不同的住房产权类型对应着不同的居住条件、社区环境以及心理感知。因此,伴随着居住状态和住房产权类型的变动,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也呈现波动起伏的特征。与聚合型和离散型住房路径不同的是,极少流动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会形成向上改善型或向下减弱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和社会融入演变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我国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呈现以自有产权住房为阶段性终点的聚合型、从自有产权住房迁往其他产权类型的离散型、起点和终点皆非自有产权住房的流动型3种类型,而社会融入模式则呈现出向上型、向下型和流动型3种模式。居住在自有产权住房以及借住亲戚朋友住房的居民社会融入程度比租住私房、租住公房/单位住房和其他类型的社会融入程度高。随着住房路径的变迁,居住在不同产权类型住房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之间的差异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的特征。我国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模式与其住房路径变迁紧密相关:住房路径呈现聚合型的城镇移民大多表现出向上型的社会融入模式,离散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社会融入主要模式为向下型,住房路径为流动型的城镇居民社会融入波动性也相应较大。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建议社会融入支持政策应根据城镇移民的住房路径进行短期和长期融入需求的统筹规划精准扶持。城镇移民在迁移过程中,随着住房路径的演变,其经济条件、社会交往和心理认知发生变化,对于社会融入支持政策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聚合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随着自有产权住房的获得,居住状态趋向稳定,社会融入支持政策应侧重于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的社区融入措施,帮助这部分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建立社交网络,增强心理归属感。住房路径呈现离散型的城镇移民,由于从自有产权住房内迁出,心理落差大,应将促进身份和文化认同作为社会融入的政策重点。流动型住房路径的城镇移民迁移频率高,社会融入波动大,针对这部分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入政策可考虑从职业培训作为切入点,提升劳动技能和就业层次。针对不同住房路径和社会融入模式的城镇移民设计差异、精准的社会融入支持政策,可提高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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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智敏,女,1987年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2015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环境学院(Faculty of Built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获规划与城市发展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学。

 

  王实(通信作者),男,1996年生,北京市人,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The United States)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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