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影响因素研究(郭俊芳等)

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时间:2015-08-25 14:58

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3176份问卷

 

郭俊芳 武拉平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13年对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农民工进行调研所获得的3176份有效问卷,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选择倾向。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年龄较小以及打工收入较高人员,多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务工;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资产越少、家庭负担系数越小以及人均拥有耕地数量越少者,越倾向于选择外省市务工;家庭社会关系方面,家里在外打工人数越多和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者,多选择外省市打工;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方面,家乡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区人员,偏向于选择外省市务工,户籍所在地属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多选择外省市务工,而户籍属于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倾向于本省市务工。

 

  关键词: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倾向;离散选择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794201508-0028-05

 

  DOI10.13778/j.cnki.11-3705/c.2015.08.006

 

  一、引言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数量迅速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的部分特征随着时代变化而与以往有所差别,特别是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地选择近年来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本地农民工和举家外出农民工的增加以及家庭中单独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速放缓[1]。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放缓,而本地农民工有较快增加,同时举家外出人数也有较快增加。2013年农民工数量比2009年增长17.04%,其中本地农民工增速为21.78%,举家外出的农民工的增速为18.85%。而外出农民工增速最低,仅为13.12%。近年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屡屡发生的“用工荒”,也印证了农民工流动的新特点,这一变化趋势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受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推动,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1996年之后的15年内上升20个百分点,2012年已提高到52.57%。因此,深入考察农民工打工地点选择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政府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建议。

 

  国外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归为结构主义方法、新古典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代表,强调社会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忽视了微观主体自身的作用。新古典主义从微观角度出发,以劳动力个体为研究对象,托达罗模型是其经典研究。但它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没有考虑劳动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需要从社会制度、群际关系以及个体特征等方面引入更多的变量。

 

  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基于行为主义方法的实证研究居多。赵耀辉(1997)运用Logit模型,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拥有的土地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2]。都阳等(2003)针对迁移和贫困之间关系研究,认为家庭和个人禀赋差异是决定迁移的重要因素[3]Lin  Justin et al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迁移成本、国家制度因素、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4]。侯红娅等(2004)的研究发现,文化水平和年龄是影响农民城市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转移的意愿越强烈[5]。而朱农(2002)和丁守海(2006)着重分析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起着显著作用[6-7]。程名望等(2005)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特征中男性和身体健康的农民外出就业意愿更强,家庭特征中,户主、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民更不愿意外出务工[8]。王智强等(2011)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健康和娱乐偏好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9]。朱欣乐等(2013)基于2009年东北三省的调查问卷,运用离散选择模型研究了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打工地点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正在读书孩子人数、农业收入、婚姻状况会影响务工人员对地点远近的偏好,60岁以上人口、正在读书孩子个数、家庭农业收入及总支出对农民是否选择打工有显著影响[10]

 

  可见,目前国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既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也有农户微观主体的角度,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劳动力是否选择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村劳动力。而较少学者专门针对已经外出务工人群,分析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因素。且上述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多为农村固定观察点或者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库,变量选择受限,针对性有待完善。本文将运用2013年对广东、浙江、山东、四川、北京和河南6个省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基于对农民工调研获得的3176份样本,建立离散选择模型,从农民工个体、家庭特征、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分析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倾向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基础

 

  劳动力的流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Sjaastad1962)和Becker1975)认为迁移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年轻劳动力、文化素质高的劳动力有较大迁移的可能性[11]。而以Stark(1991)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作出迁移的决策,往往需要和家庭成员进行商议。已经迁移的人员会对家庭其他成员以及亲朋好友的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迁移关系网”,该网络的存在可以有效传递迁移信息,降低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使得迁移更容易进行[12]

 

  Jorgenson(1967)明确提出了“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推”和“拉”两种相反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在迁出地存在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如较少的就业机会、较低的收入水平、恶劣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迁入地存在促进人口迁入的“拉力”,如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等[13]。该理论主要强调外部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依据上述理论,影响农民工务工地点选择的因素可以归纳为:(1)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长短、打工收入、户籍所属地区;(2)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耕地数量、家庭负担、家庭拥有资产等;(3)家庭社会关系;(4)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粮食经济研究团队2013年度“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研项目,本次调研地点的选取是根据 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输入地的分布,考虑区域的代表性,选取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作为调研地点。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特点,在每个省(市)选取两个市(县),一个是省会城市,另一个是农民工分布较多的地级或县级市。从行业上说,选取农民工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在每个市(县)基本按照《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6大行业的比例分配样本数量。调研对象为农民工个体,调研时间为201347月。共回收问卷3500份,本文因后期计量分析的需要,最终使用了3176份,其余约10%的样本,均有个别变量的缺失被剔除。其中浙江683份、山东529份、四川357份、北京576份、广东485份、河南546份。调研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研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内容

分类

样本量

比重(%

务工地点

本乡镇

107

3.4

本县其他乡镇

342

10.8

本省其他县市

1045

32.90

其余省市

1682

53.0

性别

2109

66.4

1067

33.6

年龄

1620

194

6.1

2050

2661

83.8

50以上

321

10.1

婚姻状况

未婚

1085

34.2

已婚

2091

65.8

受教育年限

9

1755

55.3

9-12

766

24.1

12

655

20.6

打工收入

3500

2215

69.7

35006000

819

25.8

6000

142

4.5

家庭耕地数量

4

1670

52.6

4-10

1348

42.4

10亩以上

158

5.0

家庭在外打工人数

2

2445

77.0

35

715

22.5

5人以上

16

0.5

家乡有几间住房

4

1213

38.2

48

1269

40.0

8间以上

694

21.8

户籍所属地区

东北

67

2.1

华北

220

6.9

华东

1010

31.8

华南

196

6.2

华中

1065

33.5

西北

73

2.3

西南

545

17.2

 

  四、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地点,解释变量分为个人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家庭社会关系以及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2所示。据此,本文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如下:

 

                     1

 

 

  其中,表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12,…,12

   

 

  表2   变量选取与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比例)

标准差

因变量

务工地点

0=本乡镇

3.37

-

1=本县其他乡镇

10.77

-

2=本省其他县市

32.90

 

3=其他省市

52.96

 

个人基本特征

性别

0=受访者为女性

33.6

-

1=受访者为男性

66.4

-

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

33.98

11.25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10.33

3.18

婚姻状况

0=受访者未婚

34.16

-

1=受访者已婚

65.84

-

打工收入

受访者打工月收入(元/月)

3337.76

1711.99

家庭基本特征

 

耕地数量

人均拥有的耕地数量(亩)

1.04

1.54

家庭负担系数(burden)

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小孩人数之和与总人口数之比

0.32

0.30

家庭拥有资产(asset

家乡有几间住房

5.78

3.30

家庭社会关系

外出务工人数

家里在外打工人数

1.99

1.00

找到本工作的途径

1=亲戚朋友介绍

58.28

-

2=通过劳动力市场上

28.78

-

3=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

12.94

-

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

所处地形地势

0=其他地形地势

57.37

-

1=山区和丘陵

42.63

-

 

户籍所属地区

0=东北

2.1

-

1=华北

6.9

-

2=华东

31.8

-

3=华南

6.2

-

4=华中

33.5

-

5=西北

2.3

-

6=西南

17.2

-

           注:对于连续变量,表中的数据为均值;对于离散型变量,表中的数据为所占比例(%)。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stata11.0中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LR卡方值为360.21P值为0.000,表明在1%水平下显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家庭社会关系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民工外出打工地点选择。

 

  1.个人基本特征。

 

  不同的个体,其自身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选择有重要影响,除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打工年限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个人特征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1)受教育年限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能得到的工作的机会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趋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年龄变量显著为负,表明年龄越小,家里负担相对较轻,没有家庭的压力,好奇心强,接受新事物能力也强,相对于老年人而言,更趋向于选择距离家乡较远的其他省市去打工。

 

  (2)打工收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打工收入越高,选择外省市打工的可能性越大。农民工外出打工多因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因而情愿选择离家远点,到收入高一些的地方打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

 

  2.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基本特征中,家庭拥有耕地数量、家庭资产和家庭负担系数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1)人均拥有耕地数量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人均拥有的耕地数量少,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人均耕地数较少,需要的劳动力较少,收入也较少,为去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提供了客观条件。

 

  (2)家庭负担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家庭负较重的农民工多选择离家较近的本省市务工。家中60岁以上老人和16岁以下小孩的人数越多,家庭负担系数越重,没有办法去离家较远的地方打工,只能选择离家较近的地方。相反家庭负担系数小的农民工通常选择外省市打工。

 

  (3)家庭资产系数显著为负,和预期相反,表明家庭资产越少,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余省市务工。家庭资产少的农民工意味着在家乡经济条件较差,为达到较好的经济条件,宁愿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3.家庭社会关系特征。

 

  (1)家庭在外打工人数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说明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越多,越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远的其他省市打工。一般来讲,只要有一个成员外出打工,其余有条件的家庭成员都会跟随,陆续出来打工。

 

  (2)在模型估计过程中,将通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作为参照组。结果显示,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通过劳动力市场,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者,更易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务工。通过劳动力中介市场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则多选择本省市。而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找到工作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由于就业信息传递的制约。中介市场所拥有的招工信息地域范围有限,跨省市的信息相对较少,而政府相关的服务处于刚起步阶段,还不能及时、准确地向当地农民通报就业信息,导致农民工跨省市外出打工主要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4.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作为家乡所在地资源禀赋特征代理变量之一,家乡所处地形地势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乡位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农民工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外省市打工。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平原、沿海地区相比,山区和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所需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因此,当地农民只能选择到外省市务工。

 

  表3  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差

性别

0.078

0.053

年龄

-0.011***

0.003

受教育年限

0.029***

0.008

婚姻状况

0.099

0.066

打工年限

-0.006

0.004

打工收入

0.001***

0.000

家庭负担系数

-0.161**

0.081

人均拥有耕地

-0.065***

0.018

家庭资产

-0.025***

0.007

家里在外打工人数

0.153***

0.024

找到本工作的途径

(以劳动力市场途径作为参照组)

 

 

亲戚朋友介绍

0.242*

0.072

政府和其他渠道

-0.118

0.055

家乡所处地形地势(situation)

0.211***

0.052

户籍所属地区(region

(以华中地区作为参照)

 

 

东北

1.226***

0.249

华北

0.758***

0.111

华东

-0.177***

0.058

华南

-0.776***

0.106

西北

1.419***

0.244

西南

-0.494***

0.074

观测值个数

3176

 

LR卡方值

360.21

 

P

0.000

 

注:***表示在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 的水平上显著。

 

  就户籍所属地区变而言,相对于户籍属于华中地区而言,户籍属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述地区的农民工较多选择外省市打工,而户籍属于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以上地区农民工多选择省内打工。该现象正好和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契合。东北、华北(除北京和天津市外)和西北地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务工机会偏少;华东、华南、华中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务工水平较高。调研中也发现户籍属于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农民工偏好于选择北京市。而户籍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以及四川、广州等省市的农民工多选择在本省打工。

 

  五、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时,必须要以农民作为主体,充分考虑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关系特征等因素。具体而言,第一,目前农民工外出就业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血缘”和人际关系网络,该方式的可靠性和信息量相对欠缺,而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收费较高,使用该方式的人数相对较少。因此,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及时有效地搜集、发布就业信息,建立输出地和输入地一体化的就业信息网,同时要建立劳动力中介市场服务体系,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控制收费额度。第二,受教育水平是农民工外出务工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加强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第三,家庭负担也是限制农民工远距离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合理转移,一方面针对农村留守老人以及年龄日益增加农民工迫切的养老需求,建立完善的新型养老保障制度,使其老有所养,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有效解决跟随父母进城儿童的上学问题,同时社会和政府应尽可能多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和便利。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EB/OL].[2014-05-12].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 140512_551585.html.

 

  [2]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

 

  [3]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35):2-9.

 

  [4]Lin Justin YWang Gewei Zhao Yaohui.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3:587-603.

 

  [5]候红娅,杨晶,李子奈.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47):52-54.

 

  [6]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25):10-17.

 

  [7]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8]程名望,史清华,闵远光.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因素的调查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3-19.

 

  [9]王智强,刘超.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331):56-61.

 

  [10]朱欣乐,丁志国.农民外出打工偏好分析——基于影响因素和地点偏好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312):15-24.

 

  [11]Scott RozelleTaylor J E. Alan deBrauw. Migration remittances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2):287-291.

 

  [12]Stark OTaylor J E.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19):1163-1178.

 

  [13]Jorgenson Dale W.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J]. Oxford Economic Paper19673:288-312.

 

  [14]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郭俊芳,女,1977年生,山西神池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李军,男,1976年生,山东莱阳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武拉平,男,1969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相关附件
相关文章
  • 联系我们
  • 服务条款
  • 网站地图
  • 中国统计资料馆
  • 数据咨询电话:
  • 010-68576320
版权所有:国家统计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100826)
京ICP备05034670号   网站标识码bm3600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