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家竞争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竞争力研究，如区域竞争力、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教育竞争力等。教育竞争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竞争力，对国家竞争力或区域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性，在各国竞争力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指标设计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教育竞争力作为对国家竞争力研究的延伸，也逐渐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体系，形成了国际教育竞争力研究、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区域教育竞争力研究的新领域，这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竞争力对国家竞争力的长期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期国家竞争力评价忽视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为了衡量或反映一国的社会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而国家竞争力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斯密从区域分工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或地区按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专门化生产，并通过贸易交换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以相对低的成本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换取本国生产成本较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使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赫克歇尔－俄林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论的基础上，把比较优势的形成归结为各国资源禀赋的结果，认为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密集使用其禀赋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禀赋资源较短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才能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1]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形成了国际贸易指数的竞争理论，即通过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显然，国际贸易竞争能力只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国家竞争力是竞争力在国家层面上的表现，涉及很多因素，通过贸易指数考察国家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研究初期比较粗略的做法。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古典学派的优势理论还是新古典学派的资源禀赋理论，以及后来形成的国际贸易指数理论，都强调对低成本资源的利用，更多关注的是对原始自然资源的利用，没有把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与当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需求层次较低，对较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没有迫切的要求，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竞争还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粗放使用的方式上，与之相对应的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的竞争还没有完全展开，高等教育的价值也没有充分显露出来。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强，人们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转向高等教育。如美国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的大量的社区学院，目的是为了加强区域各类人才培养和提升区域人力资源素质，满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大学也开始注重科学研究并与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特别是战后出现的以新科技革命为导向的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竞争，把人力资本、研究与发展（R&D）和信息等要素作为国家或区域竞争的优势资源，那些具有高等教育优势的国家，其人力资本、科研与技术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要素要比别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国家或区域竞争中的地位。

　　当前主流国家竞争力评价模式内涵教育竞争力指标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多数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家竞争力研究和营造国家整体竞争优势，产生了若干国家竞争力的评价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波特的钻石模型、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评价体系。近30年来，以迈克尔•波特以及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对国家或区域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把与教育相关的一些因素作为直接或间接的指标，包含在其研究框架和

　　理论体系中，体现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方面在国家或区域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弥补了国际贸易指数理论的不足，对国家竞争力评价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在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展开，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取，关键在于对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四个基本要素中的第一个是条件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初级要素主要是指被动继承的物质资源、简单的劳动力等，不需要通过复杂的私人或社会投资就能产生，而高级要素需要长期地对人力资本、专门技术、科研设施等投资才能得到。波特认为基本要素丰富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国家竞争力，应当大力开发高级要素，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而高级要素的形成需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这再一次强调了教育在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价值和意义。[2]波特还根据不同的“钻石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提出了一国竞争优势发展的四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其中第三个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较高的发展阶段），要求国家和企业有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拥有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论是创新的愿望、能力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都要求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

　　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对国家竞争力内涵的理解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可以反映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国家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竞争力包括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中观层面上的行业（产业）竞争力和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地区）的竞争力，是由一国的社会、经济、资源、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实力所决定的。IMD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和WEF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国家竞争力有不同的解释。

　　IMD（1996）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在其经济与社会结构中，通过管理原有自然禀赋来创造附加价值的过程，包括对内吸引力和对外开拓力，以及由国际型和国内型经济来创造附加价值，并进而增加国家财富的能力，分四大类20个指标来评价，每个指标占5%的权重，其中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建设分别作为独立的指标。WEF（1996）关于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定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以经济开放程度、政府作用、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技术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以及司法制度健全程度等8项指标来衡量。[3]但2007年WEF对指标体系作了很大调整和修正，指标体系包括基本条件（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与初等教育），效率提升（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性、技术环境、市场规模），创新因素（商业成熟性、创新）等三大类12个支柱指标。[4]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作为主要的支柱指标出现，每个支柱指标又包含若干个分解指标。与1996年的指标体系相比在指标体系设计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曾在《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1世纪发展主体研究》一书中概括了IMD和WEF的观点，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并用八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5]

　　IMD、WEF等机构对国家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的结果告诉我们：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指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不限于过去所强调的经济利益，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单独构成一国的国家竞争力，它应该涵盖多种因素；而实质性的经济活动所具备的竞争力仅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在经济上的集中反映；经济或财富的增长对国家竞争力提升很重要，但富国不等于强国，许多石油输出国国富民富，其所以不强就在于科技水平低，管理能力弱，教育水平不高。因此，国家竞争力应该是在一定的体制下，一国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教育规模与质量、科研实力、创新能力、人才资源等多种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相互结合而展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性的国家实力。而且，如果说在前知识经济时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投入，那么在新经济时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是各国的科技和教育竞争力。科学技术的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积累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都需要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或区域竞争中的基石作用。

　　教育在国家竞争力中的长期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国家竞争力之所以较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充满活力的教育事业，提升教育的竞争力意味着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以北欧五国为例，芬兰经常获得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冠军，丹麦是具有最佳投资环境的国家，挪威和冰岛被公认为最幸福的国家，瑞典有最适合人居的城市。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竞争力评比上，芬兰、瑞典、丹麦囊括了第2、3、4名，挪威和冰岛分列12和14位。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排行中，瑞典、芬兰、丹麦也分别是第4、5、7名。北欧五国长期成为世界各国国家竞争力的榜样，在历次竞争力排名中独领风骚，其决定因素不止一种，但全民素质教育和研发创新是最重要的要素。北欧五国人民平均会说三种语言，除了母语外还有流利的英语和一种欧洲语言作为第二外语；过去的十多年为了外移传统产业，向依赖知识的经济体过渡，国家积极投资于高素质的教育和创新研发，比如瑞典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7%，最终形成以知识经济取代资源依赖的格局。[6]可见教育和创新是小国赖以缔造经济奇迹的大智慧。

　　我国面临教育竞争力的挑战

　　中国经济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10月31日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的评比结果，我国在131个经济体中排在第34位，比2006年进步1个名次，改变了2004年以来排名下滑的趋势。由于采用了新的指标体系对我国的影响较大，排名结果我国大体上处在第一方阵（前1/3）。在《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的数据也显示，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4位，已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些变化引起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关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中有一篇文章这样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确实在苏醒”。[7]在“美国竞争力计划”中更是128次之多提到中国，体现对中国的重视程度。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我们的出口“优势”还建立在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不尽如人意的工作环境、大量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之上。我们在经济结构、科技含量、教育水平、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在WEF对2006-2007年13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评价中（见表1），[8]尽管我国整体竞争力排在34位，但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多数指标排序都远落在后面，比如中等教育的入学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初等教育投入、教育系统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指标排序非常靠后，与国家竞争力排名十分不相称。教育竞争力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如何在国家竞争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何促进国家竞争力持续增长，是我们必须缜密思索的问题。

表1  2007-2008年WEF国家竞争力排序中我国部分与教育、创新相关的指标

　　结语

　　在国家竞争力评价的初期，普遍关注诸如国际贸易指数等影响国家竞争力比较明显的因素。随着对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科技和创新能力等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性作用。从长远来看，国家竞争如果建立在初级与一般性生产要素基础上，其竞争优势通常是不稳定的，只有真正拥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和具备创新能力的国家，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教育竞争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有机组成，是国家竞争力赖以持久的基础和关键要素；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需要从科教兴国和制度创新来谋求发展，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调整和增加教育经费支出比重，提高我国整体教育竞争能力，从依赖物质和人力资源投入逐步转变到依靠技术和知识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2007ZDWT001）和上海哲社规划课题（2007BJY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杨永忠．国家竞争理论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3）．

　　[2]胡列曲，丁文丽．国家竞争力理论及评价体系综述[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1（3）．

　　[3]游士兵，胡彭辉．对国家竞争力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J]，2005（4）．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管所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述评――解读我国的竞争力评比结果[J]．中国经贸导刊，2007（23）．

　　[5]杨志坚．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J]．中国高等教育，2002（8）．

　　[6]林孟仪．北欧五国：竞争力榜样[J]．共产党员，2007（24）．

　　[7]王中宇．“国家竞争力”的背后[J]．领导文萃，2007（2）．

　　[8]王丹红．由工业界推动的“美国竞争力计划”[N]．科学时报，2006-01-23（2）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教育支出绩效评价中心  赵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