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结合改革以来居民收入状况看，我国目前财富分配的格局和机制总体上看是合理和富有效率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富人大富、穷人小富”的良好态势，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不良状态，具体如下：

　　（一）全体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家庭财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逐步向富裕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全体国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与此同时，全体居民共享改革成果，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家庭财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逐步向富裕迈进。

　　1、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各个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以此为基础居民收入也稳定增长，这种增长呈现一种普遍增长的态势，各个阶层均获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如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88年增长2.9倍，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比1988年增长5.4倍。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2、各个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有差异，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各个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有差异，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8年为3.1:1,而2000年扩大为5:1，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收入群体，并且近几年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二）家庭财产性质实现重大跨越，城市居民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

　　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

　　1、大部分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激活民间投资应成当务之急

　　89%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性质尚停留在生活资料的层面，他们的投资意识较淡，储蓄仍是城市家庭最钟情的投资方式，子女教育、养老、防病成为居民家庭进行储蓄的主要目的。在调查问卷列示的十余种储蓄目的当中，把子女教育摆在首位的家庭最多，达到36.5%。而实现子女教育消费则周期较长；排在第二位的储蓄目的是养老，选择率为31.5%，我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不少被访者特别是中老年被访者对未来养老问题表示担忧，故以此为首要储蓄目的的家庭也超过了三成；排在养老之后的储蓄目的是防病，选择率为10.1%，在医疗制度改革后，由个人承担的医药费比例明显提高，居民家庭用于治疗和药品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因此以防病作为首要储蓄目的的城市家庭逐渐增多。除子女教育、养老及防病外，选择率靠前的储蓄目的还有买住房（7.2%）、子女婚嫁（5.7%）和防失业（3.0%）。

　　2、少部分拥有经营资产的家庭应进一步扩大消费和投资

　　在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中，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看，未来几年不考虑对其进行变动的家庭占78.0%，准备继续追加投资的仅占19.9%，而打算减少资金占用的有2.1%。从流动资金投资计划看，暂时不打算作出调整的家庭占81.9%，准备继续注入的占16.0%，而考虑将现有流动资金抽走的占2.1%。

　　（三）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1、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呈现较大差距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说明了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长期趋势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或财富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因此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居民收入或财富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由于对效率的极度渴求，使得收入或财富按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进行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并极有可能带来“马太效应”：拥有较高技术或较多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拥有较低（或没有）技术或较少（或没有）资金的群体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少。

　　2、体制改革使居民的收入来源多元化

　　正是体制改革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从而人们收入来源的变化，使过去几乎全部人口都只在公有经济(包括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经济)中就业，单一地从公有经济中取得收入，改变为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口逐步开始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并从中取得收入，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取得非劳动收入或财产收入，也正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导致各种经济成分的收入分配机制发生变革，人们在各种经济中的就业结构及每个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从每种收入来源得到的收入差别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四）家庭财产增长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制度变迁和市场机制为其提供加速度

　　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增长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制度变迁和市场机制为其提供加速度。

　　 1、改革初期家庭财产普遍增长，其表现形式以家用电器为主

　　在改革初期，金融资产迅速增长导致家庭财产也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这是一个普遍增长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以家用电器为主。

　　2、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市场机制导致家庭财产迅速增长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家庭经营性资产迅速增长导致家庭财产继续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这是一个产生“马太效应”的过程：高收入阶层的财产迅速增长，财产形式多样化；低收入阶层财产增速减缓，财产形式相对单一。

　　3、90年代末期至今，制度变迁导致城市居民财产普遍增长

　　90年代末期至今，制度变迁导致城市居民财产迅速增长，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家庭的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房产在整个财产中的比重迅速增加，这是一个普遍增长的过程。

　　（五）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结构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

　　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结构不尽合理，金融资产比重过高，家庭耐用消费品比重过低。城市居民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居民的收入减去各项开支，剩余的就是金融资产。也就是说金融资产的多少取决于收入与支出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除了居民货币收入稳步增长奠定了金融资产增长的物质基础外，还有以下因素导致居民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

　　1、经济转型时期的预期消费扩张，促进了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

　　我国目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原来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相应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这就为居民家庭未来的经济生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现在尚不确知的未来所必须的开支，居民只有现在就尽量多储备资金。今天的钱明天花，形成预期消费扩张。这也使储蓄的性质由以前的“节俭型”转变为现在的“储备型”。由此，居民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与风险性考虑，大多选择了银行储蓄。这就造成银行存款大幅上升。

　　2、居民消费的周期性特征是目前金融资产快速增长的特殊原因

　　从较长一段时间观察研究居民整体的消费行为，国际和国内的实践表明，居民消费存在周期性特征。在某个时期，居民消费行为高涨，形成剧变期（或消费革命），如我国八十年代的大件家用电器的消费热潮。在下一个剧变期到来之前，居民需要积蓄资金，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即缓变期。这一时期居民消费表现为低潮。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正处于这一时期。该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资金的大量积累。同时，我国消费品市场也处于结构性供求失衡的阶段，从而使得金融资产快速增长。

　　3、传统消费观念制约着居民消费的过快增长

　　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是我国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这个观念至今仍对居民消费有着深厚的影响。特别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处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多数地区还不十分富裕，传统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尚根深蒂固，居民消费尚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近十几年来，除属于非正常情况的1988年以外，居民消费逐年的增长幅度总是低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城调总队课题组：黄朗辉  孟庆欣  程学斌  曹子玮  谭晓梅  刘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