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7年的物价走势，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与发生在2004年的上一轮物价上涨有所不同，在2007年一波接一波的价格轮番上攻走势中，与投资相关的工业品不再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主角，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农副产品，成为了主导整个物价走势的“弄潮儿”。从5月突发的猪肉价格暴涨，到年中和四季度的两波食用植物油涨价，再到岁末年初的牛奶价格数次上调，人们的目光被一次又一次聚焦在不久前还曾是低价竞销的农副产品上。反思2007年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至少可以带给我们四点启示。

　　供给这根弦不能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丰富和对外贸易的极大发展，我国已经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应该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正因如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市场供给这根弦。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粮食连年增产和煤电油运传统四大瓶颈的逐步缓解，加之许多工业品产能过剩，市场供过于求，部分观点认为我们已经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了，更不会因供给不足引发通货膨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供求基本平衡，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总体供求状况的基本判断。但是，在这一总体形势下，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实际上始终存在，只是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而总体平衡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结构性短缺的矛盾。2007年由猪肉供应短缺引发的消费物价大幅上涨，向我们敲响了绷紧供给这根弦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在总体供求关系基本平衡的形势下，结构性短缺的矛盾亦不容忽视。

　　从宏观调控的高度重视农副产品生产供应

　　谈及宏观调控，我们通常是将目光集中在工业生产、投资增长和金融运行上，对农业生产经常出现的大幅波动，往往以其自身“周期性特点”视之，而没有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予以重视。事实上，工业企业由于其现代化程度较高，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因此当市场发生变化时，往往能较好地进行自我调节。而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现状却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劳动力文化素质差、分析判断能力弱、市场信息不灵，因此当市场发生变化时，不是反应迟缓就是反应过度。可以说，农民是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各方中的弱势群体，而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却又是周期长、受病虫害和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大的风险行业。所以，农副产品往往是市场上供求关系最不稳定、价格波动最大的产品。2007年物价上涨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宗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将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因此，在我国农业尚未普遍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应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调控，特别是要加强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影响较大的大宗农副产品生产供应的调控。

　　应对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加息并非灵丹妙药

　　2004年的物价上涨，是在本轮经济上升周期启动初期投资增长大幅加速的拉动下，能源、原材料供应相对紧张导致的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当时我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收紧贷款给投资降温，上调利率抑制贷款需求。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在需求拉动下增长迅速，能源、原材料供应随之得到缓解，物价风波较快得到平息。

　　2007年消费物价一波接一波大幅走高，其背后的原因与2004年有着本质的区别。2007年这轮由农副产品主导的物价上涨，其背景是有真实的供给短缺作支撑，如生猪出栏大幅下降，世界范围的粮食及油料作物减产，国内外奶源供应紧张等。这种短缺使得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显著上升，食品价格随之大幅上涨，属于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而以食品价格领衔的物价上涨抬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给工资上涨带来压力，有可能通过劳动力成本因素推动各行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央行从2007年3月至12月先后6次加息，始终挡不住消费物价指数的一路攀升和屡创新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加息既不能使百姓对食品的刚性需求有所下降，也不能使短缺的农副产品供给增加；而另一方面，提高利率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生产者成本，对缓解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没有助益。有学者提出，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应考虑中性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帮助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将成本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以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传导到产品市场形成全面通货膨胀。也有观点认为，宜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达到降低进口原材料价格，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压力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抑制国内粮食外流从而平抑物价的作用。

　　从制度上扶助农副产品走出暴涨暴跌怪圈

　　我国农副产品生产供应长期以来反复重复着“暴涨之后是暴跌，暴跌之后又暴涨”的恶性循环，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事实上，在这所谓的“自然规律”面前，我们并非无可作为。

　　我国粮食生产在经历了屡次减产涨价和卖粮难的困惑之后，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逐步完善，粮食生产保持了连续四年的增产丰收和价格基本稳定。去年下半年，在猪肉价格风暴后，国家制定了关于扶持生猪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9月，又针对农民养奶牛亏损等问题出台了扶持奶业发展的八条措施。这些措施必将对稳定生猪生产和奶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落实起来滞后的时间则更长，使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如何从制度设计上做到对农业生产的滑坡进行事先预警和防范，通过主动干预熨平或减小农业生产频发的大幅波动，扶助农副产品走出暴涨暴跌怪圈，从而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副产品供应的稳定有序，进而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是有关部门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记者 肖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