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支撑作用  提升辐射功能

构筑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中部塌陷”的基本现实，国家适时作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部署；针对湖北在中部乃至全国的重要综合地位，国家赋予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发展定位。从物理学含义引申到经济领域，支点就是能够发挥支撑、撬动和带动作用的地区；“重要战略支点”就是在中部崛起中能够起到核心顶托和能量杠杆作用，是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是各种经济活动繁荣发展的平台，是中部经济生产要素最集中、最活跃的区域。由此，处于中国经济地理心脏和中部腹心区位的湖北，日益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如何发挥湖北在中部经济中特殊的支撑、撬动和带动作用，构筑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已经历史地摆在了荆楚人民的面前。本报告结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湖北在中部崛起中的角色定位，在比较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情况和具体崛起战略举措、剖析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构筑湖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功能定位、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

　　一、从“中部塌陷”到“中部崛起”：区域发展战略的积极调整

　　（一）“中部塌陷”：“中部崛起”战略的出台背景

　　1、“中部塌陷”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不断加大，与西部的优势逐步减小。中部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三化”进程、结构变动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中部塌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横向比较的特征。

　　（1）经济总量：2000年中部六省生产总值合计为19790.98亿元，占全国31个省市区的比重为20.4％，2005年六省生产总值达到37230.3亿元，所占比重下降到18.8％，下降了1.6个百分点。

　　（2）发展水平：一从人均GDP水平看，2005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10608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4040元）的75.6％，比1980年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比1990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二从居民收入看，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09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9％，为东部水平的65.9％；农村居民人平纯收入为2956.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0.8％，为东部水平的62.6％。在城乡居民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中，中部地区仅有湖南城镇居民收入入围，且为第10名。

　　（3）“三化”进程：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而且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东部地区为51.6％，全国为47.5％，中部地区为46.8％。中部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城市化水平较低。2005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而中部地区仅为3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市场化率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多数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处于劣势地位。

　　（4）经济结构：2005年中部三次产业结构为16.7：46.8：36.5，全国这一比例为12.6：47.5：39.9，东部为7.9：51.6：40.5。2005年中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50.5：21.1：28.4，全国为44.8：23.8：31.4。中部第一产业以50.5％的从业人员仅仅创造16.7％的生产成果，经济结构中二产、三产比例偏低，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极为明显。

　　2、“中部塌陷”的主要成因

　　“中部塌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要站在中部看中部，又要跳出中部看中部。具体有三：一是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政策相继实施，而中部地区相当长的时间则被边缘化，逐步沦为人才、资金等发展性资源大量流失的“巨额逆差”地区，加之市场化力量“马太效应”的强化作用，发展相对滞后。二是中部地区存在严重的产业惯性、体制惯性、特别是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惯性，发展过程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效应，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不足。三是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局限，导致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利地位。中部农业比重偏高，初级资源加工特色较浓，在区域经济分工中处于严重不利和被动的地位。

　　“中部塌陷”是一个兼具全局性和局部性的经济现象。作为局部性经济现象，“中部塌陷”表现为经济发展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区域性优势的丧失与区域性劣势的显现。作为全局性经济现象，“中部塌陷”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战略成功转型并创造“中国奇迹”的成本和代价，又可看成是中部地区为“中国奇迹”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这种贡献与牺牲主要体现在，作为中国主要的农业地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通过多年提供低价格水平的粮食、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保证了国家粮食与资源安全，降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

　　3、“中部塌陷”的危害分析

　　在没有越过临界点之前，“中部塌陷”换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战略代价和战略成本大大小于战略回报和战略收益；在越过临界点之后，“中部塌陷”的继续强化，不仅会给中部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损害。一方面，“中部塌陷”的强化对中部地区发展的危害继续加剧，是对中部地区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产生损伤。它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性失衡更加严重、“新二元问题”更加尖锐，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从而削弱中国的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与国家综合竞争优势，降低中国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同时，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积极调整

　　针对“中部塌陷”的严重现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重点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部六省的发展本身。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这是最后一个板块的战略宏图；在驶向市场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这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板块。传统的沿海与内陆两大板块分割局面，正被东、中、西、东北四大各有侧重的战略方阵所取代，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明晰。

　　二、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中部六省经济发展与崛起战略的对比分析

　　（一）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比较

　　在民意的涌动与政府的推动下，中部地区新一轮发展热潮呼之欲出，到处充满抢抓机遇、奋力崛起的浓重氛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就。“十五”时期六省比较如下：

　　1、经济总量：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河南以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居中部六省之首（10587亿元），紧接其后的是湖北（6520亿元），其次分别是湖南（6511亿元）、安徽（5375亿元）、山西（4180亿元）和江西（4057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河南（538亿元）位居第一，湖北（374亿元）位居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河南第一（4379亿元），湖北第二（283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河南第一（3358亿元），湖北第二（2965亿元）。对外经济中，贸进出口总额安徽第一（91.19亿美元），湖北第二（90.55亿美元）；利用外资江西第一（24.2亿美元），湖北第二（21.9亿美元）。

　　2、发展水平：2005年六省人均生产总值山西位居第一（12495元），湖北第二（11431元），其它依次为河南（11346元）、湖南（10426元）、江西（9440元）、安徽（8675元）。六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湖南第一（9525元），山西第二（8914元），湖北第三（8786元），其它依次为河南（8668元）、江西（8620元）、安徽（8471元）；农民人平纯收入江西第一（3129元），湖南第二（3118元），湖北第三（3099元），其它依次为山西（2891元）、河南（2871元）、江西（2641元）。

　　3、发展速度:“十五”期间按可比价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山西位居第一（13.1％），其它依次为江西（11.6％）、河南（11.4％）、安徽（10.6％）、湖南（10.3％）、湖北（10.2％）。湖北“十五”GDP增速在中部六省中居最后一位，比第一位的山西低2.9个百分点。

　　4、经济效益：200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处于首位的是山西（28320元/人），其次分别为湖北（24365元/人）、江西（19246元/人）、河南（18698元/人）、湖南（17799元/人），处于末位的是安徽（15423元/人）。农业产出率处于首位的是湖南（2.4万元/公顷），其次分别为河南（2.2）、湖北（1.9）、江西（1.7）、安徽（1.37），处于末位的是山西（0.6）。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处于首位的是河南（181.8）， 其次分别为湖北（166.1）、湖南（165.2）、安徽（157.9）、山西（151.7），处于末位的是江西（147.3）。能源产出率处于首位的是江西，单位GDP能耗为（1.06标准煤/万元）， 其次分别为安徽（1.21标准煤/万元）、河南（1.38标准煤/万元）、湖南（1.40标准煤/万元）、湖北（1.51标准煤/万元），处于末位的是山西（2.95标准煤/万元）。综合来看，河南、湖北、湖南具有相对优势，安徽、山西和江西处于较后。

　　5、经济结构：2005年六省三次产业结构中湖南农业比例最高，山西由于产业结构特殊农业比例最低，湖北位居第五；二产比例山西最高，湖北第四；三产比例安徽最高，湖北第三；二三产业合计比例山西第一，湖北第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河南农业人员比例最高，湖北第四；二产江西最高，湖北最低；三产江西最高，湖北第二；二三产业合计比例江西最高，湖北第三。工业化率山西最高，湖北第三。城镇化率湖北最高。从结构优化方面综合来看，湖北处在前列，无论是城镇化水平还是就业结构层次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详见下表）。

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结构比较（单位：％）

　　（二）中部六省崛起战略比较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出台前后，中部六省纷纷出台各自的崛起战略举措，长期积蓄的发展冲动和发展能量逐步释放。通过比较六省具体举措，其共同点和差别点如下：

　　1、中部六省战略举措的共同点

　　一是打造城市圈（群、带）。中部六省都认识到城市圈（群、带）对地区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制定城市协作政策，打造城市圈（群、带）。如山西建设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大同、临汾、晋城等重点城市的人字形经济带，河南打造“中原城市群”，湖北发展“武汉1+8城市圈”，湖南形成“3＋5城市群”（长株潭为中心、1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的城市圈。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8个省辖市，辖12县级市28县617建制镇），安徽构造“合肥―芜湖为中心的带状都市圈”，江西构建南昌与赣州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

　　二是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和重视“三农”问题。中部六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够，“三农”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十分重视壮大县域经济和解决“三农”问题，都通过制定具体措施和评比激励制度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都已宣布免除农业税，出台各种惠农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湘鄂皖赣不约而同将新增财政支出的大头投入“三农”，用以建乡村公路，改造危房，补贴农村合作医疗，解决饮水安全等。

　　三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中部六省都意识到只有立足于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大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把本地的生产要素和外部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从而提升本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本地区早日崛起。

　　四是立足本地优势，建立现代制造业。山西把化学和医药产业、新型材料产业作为了自己的攻坚目标，河南把生物医药、电子材料、纳米技术、现代中药等作为了发展的重点领域，安徽把化工、能源、高新技术、农产品加工等作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湖南把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作为了重点发展的产业。

　　2、中部六省战略举措的差别点

　　在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举措中，各省根据自己的省情、区域特色出台了一批新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有很大的不同。

　　山西：基于能源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情况严重等问题，一方面强调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整体经济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山西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可持续性。

　　安徽：主要是“861”战略计划，即推进加工制造、原材料、化工、能源、高新技术、农产品加工、旅游和文化等八大产业基地建设，加强防洪保安、通讯、信息、生态、信用和人才等六大基础工程建设，尽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

　　江西：一是针对区位接近长三角、珠三角、闽南的优势，提出了“对接长珠闽，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开放发展战略。二是针对本省煤电运、资金、人才三大突出矛盾，着力解决瓶颈制约。

　　河南：一是基于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现实，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先后宣布免除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义务工、积累工，并在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建设农村公路，对贫困县农村中小学生上学“双免”，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二是加快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比较优势出发，依托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升级，拓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

　　湖南：一是借助“南进”战略，加快湖南经济发展。二是注重工业化发展战略，但又立足自身特色，把培育壮大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三大支柱产业，扶持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提升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四大传统产业，特别是把销售收入率先过1000亿元的机械装备制造业、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卷烟制造业、具有战略性地位的电子信息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重点。

　　湖北：一是着力推进“三改一培育”（改革体制、改善环境、改进作风和培育市场主体）等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二是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整体提升湖北工业竞争力。大力实施“三个三工程”（三个一批：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批国有骨干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一批民营企业培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三个一百：重点支持一百个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培育一百家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推进一百个工业重点建设项目；三个一律：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培育亿元产值支柱产业，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品牌经济，“把湖北建设成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三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武汉城市圈内推行五个一体化。支持襄十随、宜荆荆城市群建设。坚持“一主三化”，发展县域经济。先后分三批对42个县实行扩权试点，对52个县实行财政省直管。

　　（三）湖北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夹击之势

　　通过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崛起战略举措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湖北在“中部崛起”中面临着“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竞争局面。一方面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在六省中多数处在第二的位置，部分指标位列第三甚至更为落后，其中“十五”期间湖北GDP增长速度名列最后一位；另一方面，在当前中部崛起的区域竞争中，各省都多措并举，加快发展，呈现出“千帆竟发”、“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因此，湖北如果不能下大力气、采取有效措施在中部崛起中取得领跑优势，将影响湖北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战略意图的顺利实现。

　　三、优劣并存，优大于劣：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现实基础

　　（一）五大优势：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支撑条件

　　1、区位优势

　　湖北得“中”独厚，地处中国经济地理心脏、中部腹心区位和南北纵横经济带交叉地带，是中国“神经中枢”的“腰杆子”，具有“承东启西、接南纳北、内畅外联、辐射全国”的交通区位优势，北京、天津、广州、深圳、香港、台北、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等大都市都分布在以武汉为圆心的1000千米半径之内，省内省际公路网、铁路网、水运网、航空网、管道网四通八达，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撑起湖北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骨架。随着省内“六纵五横一环（武汉外环）”高速公路网和武汉、恩施等7个公路运输枢纽的建成，省内市州之间将全部通达高速公路，并实现与周边6省市高速互通；随着武汉铁路局的恢复成立，京广、沪蓉高速客运专线的建成，湖北不仅市州全部通铁路，还将形成“三纵两横”比较完善的铁路网，“十一五”期间将新增铁路里程1083公里，使武汉至北京、至广州的时间缩短到4小时，至合肥的时间缩短到2小时，湖北和武汉将成为全国铁路重要路网中心之一；负责长江11省市航务与海事管理的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设在武汉，随着“长江黄金水道复兴计划”的实施，湖北形成了干支直达、通江达海的航运体系，成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随着武汉航空港、宜昌、襄樊、恩施等机场及配套设施的完善，湖北及武汉将成为全国大型航空枢纽；随着“忠县-武汉”天然气管网、“仪征-长岭”等输油管线的建成，湖北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管道网络。

　　2、基础优势

　　（1）资源优势。一是电力资源。湖北水力资源居全国第4位，可开发水能达3308.1万千瓦（其中三峡水利枢纽可装机2500万千瓦），是中部地区最富有的水能大省，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并且形成了水电、火电、风电并举的良好格局。中国的最大电站三峡水电站的建成，湖北成为水力发电的重点省份之一；咸宁核电项目的落户更使湖北电力优势彰显。二是淡水资源。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长江湖北区段流贯全境1062千米，是中部六省最长的一段，长江最大支流汉水境内流长878千米。湖北淡水产品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三是矿产资源。全省已发现矿产136种，其中磷矿储量居全国第一，铁、铜、石膏、岩盐、金等的储量居全国前列。已探明储量的矿产88种，占全国一半以上。石榴子石、累托石粘土、化肥用橄榄岩、建筑用辉绿岩、碘、溴等6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铌、铯、泥灰石、冶金用砂岩、水泥配料用砂、锂、锶、稀土、硒、磷、硼、化工用白云岩、饰面用板岩等14种矿产保有储量分别居全国2-3位。

　　（2）经济基础优势。建国以来湖北一直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一大批“武”字号和“三线”企业的建立，构成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湖北的“一”（武钢一米七扎机）、“二”（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三”（“三三零工程”即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是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湖北产业基础条件好，工业综合配套能力较强，是全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全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和最大中型货车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全国五大纺织基地之一和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湖北占据了中部地区9个之中的2个。

　　3、科教优势

　　湖北是一个融科技与教育基础优势的科教大省，科教实力大大领先于中部地区其他五省，为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2005年省内拥有85所普通高校，56个科研院所，52名两院院士，聚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光电子研发力量。2005年湖北每10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为177人，三种专利授权量达3860项，均居中部六省第一位。湖北激光、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电动汽车、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水下机器人、卫星定位系统等研究开发水平均列全国前茅。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光谷基地、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中心。光电子产业是湖北新世纪崛起的“亮点产业”，从武汉“中国光谷”走出的信息产品，目前占据了国内光纤光缆市场50％的份额。“武汉•中国光谷”国内国际享有盛誉。

　　4、市场优势

　　湖北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中心。一从运输市场看，湖北拥有万吨级内河港口码头211个，重要铁路枢纽城市2个，航空港口城市2个，居中部六省前列。二从商品市场看，湖北拥有各类集市贸易批发市场4000多个，大型商品交易市场469家，初步形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国际国内机电产品、光电子信息产品、服装和农产品等多个交易中心。武汉、襄十随、宜荆荆三大物流圈构成了现代化物流网络框架。三从金融市场看，历史上武汉是中国近代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金融改革和创新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武汉融资中心、武汉国际信托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证券公司、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武汉企业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都起步较早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武汉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主要商业银行在华中地区的总部或大区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仅行使湖北全省的监管职能，而且担负着鄂湘赣三省的监管职能。武汉还是目前中部地区唯一设有外资银行的城市，拥有两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三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武汉作为区域性金融宏观调控监管中心的地位极为明显。

　　5、综合优势

　　湖北相对于中部诸省的综合比较优势从上述分析中初见端倪，另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结论可以得到佐证。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在国家统计局、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统计局、郑州大学等单位专家的支持下，通过建立一套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2005年各省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共计38个具体指标，采用当今比较成熟的因子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两种方法相互验证，对中部六省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进价了测算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层级明显，不同层级之间存在较大落差，而同层级内部落差很小。在总体得分中，河南（84.5）、湖北（83.8）综合得分在80分以上，属于第一层级；湖南综合得分76.8，位于70-80之间，属于第二层级；山西（70.7）、安徽（69.9）和江西（68.2）综合得分位于60-71之间，属于第三层级。从同层级内部看，第一层级内的河南与湖北之间仅相差0.7分，第三层级中的安徽与江西之间仅相差1.6分。从层级之间对比看，第一层级的河南与第三层级的江西之间最大落差16.3分，第二层级的湖南综合得分明显高于第三层级，但与第一层级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差7分左右。”

　　（二）四大软肋：湖北构筑“重要战略支点”的制约因素

　　1、体制机制不活

　　新世纪以来，湖北全省上下通过“学查改”、“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讨论、“三改一培育”、“三个一律”等举措，全面解放思想，大力创新体制，取得明显成效，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障碍因素还不少，一些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亟待完善。从行政管理体制看，目前公共权力机构与体制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两种角色于一身，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直接控制企业和金融机构，导致改革无法向纵深推进。从非公经济发展看，“玻璃门”遭遇（看得见、进不去）依然存在。即使在“非公经济36条”及湖北地方政策颁布之后，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赋标准、技术支持、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依然一定程度存在。从垄断行业改革看，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中也大量存在，具体表现为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性公司等，限制了公平竞争，阻碍了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障碍。此外在财政金融、要素价格机制、收入分配、城乡分割、社会保障、社会信用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性问题。

　　2、经济结构不优

　　近年来，湖北通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非公经济，总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综合来看，“大大”、“重重”、“轻轻”、“公高”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