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鸦片战争前），自公元1368年至1840年，有四百七十二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明朝中叶以后，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时期的统计，继隋、唐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这一时期，近代资产阶级统计理论传入中国，近代统计方法开始应用。

　　明代的统计

　　一、明代的社会经济

　　明朝从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1644年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前后共存在二百七十七年。它是继汉、唐之后又一个影响较大的王朝。

　　明朝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

　　（一）明朝前期

　　明太祖为了加强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央机构中，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六部直属于皇帝；另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权，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分典刑狱，使其互相牵制。在地方机构中，废行中书省，各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和军政，合称三司。为了加强监察机构职能，又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巡按州县，考察官吏。这样，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明太祖颁布《大明律》和《大诰》，以严刑峻法威慑臣民。此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加强思想统治；施行里甲制和关津制，维护封建社会治安；里内居民要相互知保，连保连坐；在全国水陆要冲设巡检司，负责盘查行人。

　　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明政府又推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显著的恢复和发展。首先，垦田面积扩大，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垦田总数为元末的四倍。其次，户口显著增加，同年全国总户数，超过元代户数的最高数。两者反映了明初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明初纺织棉布逐渐成为农民的主要副业；永乐、宣德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明初造船业居世界先进地位。

　　（二）明朝中期

　　明朝中期面临着政治危机。当时统治腐朽，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防力量也逐渐削弱。北方鞑靼乘机侵扰，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岸，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万历六年（公元1575年），内阁首辅张居正进行改革：政治方面，澄清吏治，裁减冗员；军事方面，任用名将，整顿边防；经济方面，丈量土地，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聘请水利专家潘季驯主持治河，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这次改革，改善了明政府的财政状况，巩固了北方边防。

　　明朝中期，江南某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很发达，在丝织手工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它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落。

　　（三）明朝后期

　　明朝后期，政治腐朽，宦官专权，他们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争权夺利，加深了社会的危机。东林党人与他们展开激烈斗争，但多遭到杀害或放逐。公元1596年开始，神宗派宦官到南方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去做“税监”、“矿监”，横征暴敛，榨取钱财，爆发了城市人民反税监、矿监的斗争。明朝后期，土地兼并达到惊人的地步。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的儿子福王田二百万亩；在太湖流域，十分之九的农民失去土地。封建政府的赋役剥削也越来越重。借口与后金作战、镇压农民起义，先后加派“辽饷”、  “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农民常常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在这种情况下，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奴仆，或成为流民、饥民。明末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二、明代统计组织与法规

　　（一）统计组织

　　明初曾仿元朝制度，设置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总揽全国行政，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弍之。”①从此六部兼管全国的统计工作。明代财计之权集中于户部。户部掌管天下户口、田赋政令、稽版籍、岁会、赋役实征及商税等，兼管人口、财政统计。吏部掌全国官吏选拔、封勋、考察、兼管人事统计。礼部掌礼仪、祭祀、僧道、教育、贡举和外交，兼管祭祀、科举等统计。刑部掌司法，兼管刑狱统计。工部掌工程、建筑、水利、交通，兼管建筑、水利等统计。地方政权分府、县两级。县一级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亦称六房），兼管有关的统计工作。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曾仿唐、宋制度，设置比部，对财计部门进行监督；但不久便被撤销。在明朝中央机构中，拥有财计监督权力的还有六科的“给事中”。在“吏、户、礼、  兵、刑、工”六科中，都设有给事中与左、右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对六部统计工作的检查监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统计法规

　　《大明律》中关于户籍、田赋、帐簿等的统计法规，均有明文规定。

　　1．关于户籍的统计法规。（1）凡攒造黄册，必按规定填写。若官吏通同里甲隐瞒人户，影响到税银收入减少者，连同家长一律处死。（2）各处户口每岁必须取勘明白，分豁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总数，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最后由布政司汇总送交户部。凡违反编报程序者依律论处。（3）凡私受财物、偷抄、洗改后湖黄册者，比照盗制书一款惩处，不分首从者皆斩。②

　　2．关于田赋的统计法规。（1）凡有司科征税银，必须以验籍为据，官吏作弊过杖一百。受财枉法者加重处理。（2）凡欺隐田粮、脱漏报籍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隐税银依亩征纳。（3）凡典买田宅不税者，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4）“凡粮户缴粮以十分为率，  一分不足者，杖六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③

　　3．关于帐簿的统计法规。（1）“盗各衙门官文书者，皆杖一百，刺字；有所规避者，从重论；事干军机、钱粮者，皆绞。”④（2）“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  事干军机、钱粮者绞；当该官吏知而不举与犯人同罪，不知者，不坐；误毁者各减三等；其因水、火、盗贼有显迹者，不坐。”⑤“凡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皆斩。⑥

　　三、明代的统计工作

　　（一）人口统计

　　1．明初户帖制度。户帖是明代官府登记户口的籍册。每户的分册叫户帖，由居民保管；辖区内各户的总册叫户籍，留归官府并报户部。户帖制度为明初户籍调查的一种制度。明初，国内经济由于元末连年战争，人口减少，地多荒芜，经济凋敝。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邦本系于民数，版图昉于生齿”，为了核实民数、开垦田野、广增税赋、巩固政权，乃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谕中书省曰：“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尤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置户籍、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籍藏于部，帖给予户，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登耗以闻，著为令。⑦同时，令户部榜谕天下军民：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允许自首军发卫所，民归有司，匠隶工部。令户部登记天下户口并发户帖，着有司点闸对比，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隐瞒者处斩。⑧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发给直隶徽州府祁门县谢允宪户的户帖，⑨调查项目相当完备，包括：（1）户的种类（分军户、民户和匠户三类。军户，指一般供应军役户和铺兵、力士等；民户，除供应民差户外，还有儒、医、阴阳等；匠户，为供应匠役的户，还包括厨役、裁缝和马船户等）。  （2）户主的原来籍贯和现在籍贯。（3）居民所在地（乡、都、保、圩）。（4）家中男女老幼的姓名、年龄和人数。（5）他们和户主的关系。现将原件转录如下：

　　明洪武四年发给祁门县谢允宪户的户帖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钦奉

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府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的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史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史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原文系竖排，现改为横排）

　　一户谢允宪系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住民承

　　祖口户，见当民差，计家七（?）口

　　男子口口

　　成丁壹口

　　本身年弍拾壹岁

　　不成丁口口

　　妇女壹口

　　妻阿口年壹拾陆岁

　　事产田捌分伍厘肆毫

　　草屋一间孳畜黄牛壹头

　　右户帖付谢允宪

　　洪武四年口月口日

　　由于这次调查规定各边远地区如云南、贵州以及两广境内的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内，所以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人口普查结果。

　　在户帖制度中，规定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办法，其要点如下：

　　（1）户帖的格式和调查项目，由中央户部统一规定，全国一致。

　　（2）户帖由户部统一印发全国各州县，  各州县官领到户帖后，必须派员按户调查询问，取得各户的口供，然后逐项填入帖内。

　　（3）户帖一式两份，在帖的左端编印字号，加盖户部官印。调查项目填定后，截取一份交本户收执，另一份缴回户部，户部据以编制全国的户籍。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以后的全国黄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制的。

　　（4）中央派出“不出征”的大军（即部队），  分赴各地“点户比对”；如查出填帖失实，其罪在官吏者，官吏处斩；罪在人民者，便拿来充军。

　　明初户帖制度是一种户籍（人口）调查制度，就调查项目而论，它不止比罗马的人口调查（census）全面得多，就是和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举办的“人口普查”来作比较，也不失为很全面的。基本上与现代人口普查一致，所以难怪有些英美统计学者看到了明代的户帖样本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上“最早试行全面的人口普查的历史证据。”10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开始编制赋役黄册，因其比户帖制度更为完善，所以在洪武中期以后，户帖制度就废弃不用了。

　　2．编制黄册与白册（户籍）。明代各级政府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籍册。有黄册与白册两种。

　　（1）黄册。因造送户部的户口簿册封面黄色，故名。黄册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的户籍、计帐的基础上，结合明代的具体情况建立的。黄册除包括户帖的项目外，还规定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重编。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赋役不均，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其不能十户，或四五户若六七户，名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系于百十户之外，著之图尾，曰畸零带管。册成，上户部，而省、府、州若县各存其一以待会。皆十年，有司将定式给坊、厢、里长，令人户诸丁口、田塘、山地、畜产，悉各以其实自占，上之州、县。州、县官吏查比先年册诸丁口，登下其生死；其事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税银。其排年坊、里长消乏者，于百十户内遴丁粮近上者补之。有事故户绝者附畸零。”11明朝把编制黄册的年份叫做“大造之年”。一般在大造黄册的前二、三年，户部即着手审查、核算、落实旧年的黄册，以便本届所造黄册与上届相衔接。

　　（2）白册。为明代地方经征赋役官吏私编的征税派役簿册。黄册在编造时，编造人员常和官吏串同舞弊，私自涂改捏造，致使人户、田地和实际不符，黄册形成具文。为此，主管官吏常另编一册作为征赋派役的依据。因是私编，不报户部，故名白册，亦称“实征黄册”。

　　3．实行保甲制度。始于宋代王安石，明代有类似制度。为加强基层户籍管理，明政府规定乡间民户每一百十户为一里，由丁粮较多的地主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官府按年指派里长、甲长管理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轮役一遍，称为排年。里甲内的民户互相了解，互作保证，既便于控制，又便于催征钱粮、排定农民徭役的时间和次序。

　　（二）土地统计   

　　1．编制鱼鳞册（地籍）。宋代婺州、漳州等地曾经编造，但未广泛推行。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各州县分区编造，以田地为主，分号详列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以及业主姓名，一式四份，分存各级政府，作为征税根据。为我国较完整的地产记录。因图上所绘田亩，挨次排列如鱼鳞，故名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后官吏因其妨碍营私舞弊，常加破坏，且历时稍久，和实际也渐不符，自明中叶起常予修订。自一条鞭法实行摊丁入地以后，鱼鳞册便成为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而仍照例编造的赋役黄册实际上已退居于次要的位置。

　　2．清丈全国土地。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12私家日富，公室日贫。针对这种现象，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亩，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18所谓开方法，即采用了《九章算术》中的开方法。所谓“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即先制定地形，根据各种几何图形用乘除等方法求其面积，然后再将零星土地拼凑为各种几何图形分别计算其面积，最后总加上述两部分的总面积。开方法可适用于山地、平原、田荡、凹地等，计算的面积也比较准确。

　　在土地丈量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其一，欺骗上级，仍照旧额上报。陕西巡抚萧廪竟吩咐下属仍按旧额上报。其二、改用小弓，溢额求功。有司为了溢额求功，往往改用小弓（弓为丈量单位，明五尺为一弓，即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求田多。其三，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即虚报现有田亩，为害农民。其四，田地等级，均填下田。认为这样做，符合爱民措施。虽然在清丈中存在上述问题，影响清丈数字的准确性；但确在一定程度上清理出一大批隐田，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赋役来源。因此，“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14

　　（三）编订《赋役全书》

　　明代施行一条鞭法，把封建国家征收的各种赋役的名目集中合并成一条，化繁就简，统一征收。一条鞭法施行后，编订了记载各地赋役数额的册簿，称《条鞭赋役册》，即《赋役全书》。首次纂修约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一省或一府、一州县为编制单位。开列地丁原额、逃亡人丁和抛荒田亩数、实征数、起运和存留数、开垦地亩和招徕人丁数等。每一州县发两部，一部存官衙备查，一部存学官，任士民检阅。

　　（四）统计资料汇编——《会计录》

　　明代继唐、宋《国计簿》与《会计录》之后，编制《会计录》。对提高统计质量和改善财政管理有一定促进作用。明成祖永乐年间，邱浚曾拟仿唐《国计簿》与宋《会计录》编纂《会计簿》，”使国计大纲瞭然在目。庶乎量入为出，国计不亏矣。”15但未实行。嘉靖年间，开始按年编制《会计录》，从户部尚书潘潢的《弘远虑责实效以济富强疏》一文中可见一斑。“国家财赋国计总于户部，谨每岁终会计成录进览。一曰岁征，一曰岁收，一曰岁支，一曰岁储。总数会其略，散数注其详。大率一年以岁征为定额，如岁收少于岁征，则拖欠可查；岁支多于岁征，则樽节可计；岁收比岁征加多，则查交纳某年某项钱粮；岁支比岁征较少，则计本年余剩若干。收支既明，岁储虚实自知，即为次年岁派实征通融节编之计。”16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四月，户部尚书张学颜主编的《万历会计录》成书。全书共分四十三卷，包括人户、田粮、军饷、俸禄及各种税收和交通运输等统计资料。其特点是：“分理则以司冠郡，以郡冠县。分欸则以总冠撤，以撤合总。”17即编排井然有序，数据先后可循，并突出了财政收支项目的对比关系，便于分析研究。    

　　《万历会计录》的内容：

　　卷一：以朝代为序，按四格格式排列各项总额：旧额、见额、岁入、岁出总额。

　　卷二至卷二十六：按布政司罗列各项田赋收入：田土状况，贡赋数额，秋粮数额，人户数目等。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罗列国家各屯兵重镇的年饷开支数额。

　　卷三十至卷四十三.按支出专项（内库供应、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本部职官、文武官俸禄、漕运、仓场，营卫俸粮）与收入专项（屯田、盐法、茶法、钱法、钞关、船料、商税、杂课）罗列各项收支，以便比较分析。

　　明代《会计录》与宋代《会计录》基本类似，统计分析部分仍以量入为出的准则，并夹杂于数据之中，没有独立成篇。

　　（五）矿冶统计

　　明代矿冶（坑冶）工业，较之宋，元时代为差，故矿税收入统计不及前十之一、二。邱浚说：“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之一二。”18其主要原因是自明太祖以下皇帝，认为开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说：“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19

　　明代主要矿区是浙江、福建、四川和云南等地，主要矿产有金银、铜铁、铅汞、殊砂、青绿等，其中矿税收入以银为主，其它收入极少。明初，银课为定额税，洪武年间，共约得银五千余两。到永乐年间，增为十一万多两，宣德年间又增为十三万余两。这时除银产量有所增加外，其他矿产主要因赋税加重而减少。神宗万历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需求也越高。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下令各处开矿，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查。过了两年，又设矿监遍布全国，到处为害，甚至激起民变。明代金、银、铁、铜、铅等矿产量，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至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每年均有统计，见《明实录》、《续通考》及白寿彝著《明代矿业的发展》（北师大学报1956年第1期）。

　　（六）驿传统计

　　明代驿传，仍沿旧制，隶属于兵部，归“车驾清吏司”掌管。当时的驿传在京师的称会同馆，在外地设驿站，有水、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递送公文。

　　会同馆主要是接待各王府公差进奏人员和四夷朝贡使客，以及侍奉皇帝上陵等。驿站遍及全国，掌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马驿以公差往来为主。

　　明代驿传在各地的分布情况，在《明会典》中有十分详尽的统计，包括各府州县所设一切水、马驿及递运所的数量和名称。刘叔鹤曾根据《明会典·驿传一·二·三》列表如下（见195页）。

　　四、明代的统计方法

　　（一）统计报告

明朝继承唐、宋的上计制度，每年终，在逐级汇总上报的基础上，由各布政司及府、州县，委派计吏赴户部送审统计报告，奏销一年的钱粮军需等事，由户部集中审核。《明史·刑法制》：“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经过户部审核无误后，便书写回批，加盖印鉴，准予报销；否则予以驳回。如发现贪污舞弊问题，即提交都察院惩处；如属于计算或编报错误，则退回重编。上计吏得到户部审理回批，归报其主管官员后，一年来的财经统计工作始告结束。明朝这种统计报告，官方通称之为“钱粮丈簿”，呈送这种统计报告称为“奏销”，故又有“奏销册”之称。又因这种“奏销册”必须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格式编制，故又称“四柱奏销册”，并发展为定期编制的统计报告。明代定期编制的统计报告颇为完备，重点在钱粮支出部门。计有月报、二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和三年报等。填报内容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其详略程度随报告时间的长短而异，与现代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原则一致。现将其统计报告的填报内容与上报要求列表如下：

各种定期统计报告的填报内容与上报要求

　　注：本表资料系根据《明会典》，《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等编制。

　　上述定期编制的统计报告具有下列优点：

　　1．内容完善。全面反映了全国钱粮在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个环节中变化的全部过程。

　　2．要求合理。各种统计报告填报内容的详略，随报告时间的长短而异。

　　3．格式划一采用统一颁发的印信文册，格式划一，口径一致，计量单位统一。

　　4．程序明确。逐级汇总上报，由各县报州，各州报府，各府报布政使司，各布政使司报户部；户部进行全国统计报告的分类汇编工作，装订成册，奏报皇帝。

　　5．审核严格。钱粮统计报告最后集中于户部全面审核，凡编报规格，填报项目、数字计算，印鉴验核有不合规定者，即不予报销结算。

　　（二）财物盘点法

　　明代官厅对于财物盘点，一般委派专门官吏盘查，并具体运用各种盘点方法：

　　1．凡财物盘点，以盘点单（即盘点清册）作为稽考钱帛在库数额的依据：“洪武二十三年，令各司、府盘点在库钱帛，其解京及贮用、烧毁、施给，俱开数稽考。”20

　　2．分类盘点与抽查盘点：

　　（1）对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逐一秤盘；对一般财物，逐一盘点，通盘见数。

　　（2）对粗笨物资，如柴草，抽查盘点。当时柴草的堆垛都有一定数量：“大垛五百束，小垛三百束。”盘点时，对草料，每三年一次，差给事中、御史盘查，于内量折一垛，见数，……其余草垛据此折算。

　　3．盘点盈亏处理方法：

　　（1）属于消耗定额中的盘损数额，“作正支销”；属于超耗数额，造册呈报上司，听侯处理。

　　（2）属于盘盈数额，一方面在盘点清册上注明，呈报上司备查；一方面作增加帐外数额处理。

　　总之，明代这种财物盘点制度和按垛估算的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而且委派给事中与御史会同主管人员进行盘点，加强了盘点工作的监督与检查，更属创举。

　　（三）卢象昇的组平均数与总平均数结合运用

　　卢象昇（公元1600—1639年），明朝天启进士，著有《忠肃集》，曾任大名知府，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总督宣（今河北宣化）、大（今山西大同）、山西（今山西宁武）三镇军务，当时这三镇属于边地，曾大规模兴置屯田。他对该地平均亩产曾应用组平均数与总平均数：“边地虽甚硗瘠，若时和年丰，上地每亩岁可得谷四斗，中、下地可得三、二斗。查上地、中地无几，而下地居多，酌其盈虚，通计地一顷，岁可得谷二十五石，”21即每亩总平均产量为二斗五升。他对该地平均亩产，应用组平均数与总平均数相结合的方法作了比较深入的说明，在中国统计史上实属空前的创举。

　　（四）平衡分析法

　　明代平衡分析法，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根据《明会典》的记载，主管部门对“在库一应钱粮取各印信文簿查盘，分别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造册奏缴。”即主管部门对所有钱粮都要根据“印信文簿”（帐簿、凭证）盘点清楚，分别按照四柱格式编制“四柱式黄册”（报告正本）、“四柱式清册”（报告副本）上报。为了便于平衡分析，四柱数字一般要求用金额统计，亦可用实物量及其折合的金额统计。明代货币作为综合计量单位，使不同计量单位的财物能够综合汇总，便于比较研究和管理监督，在我国平衡分析法的应用上是一大进步。

　　（五）张居正的财政收支统计分析

　　张居正在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任内阁首辅，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财政危机，巩固明廷统治，曾上《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对当时财政收支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他通过万历两年来的财政收支，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足比旧少近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九千八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足比旧多出四十万余两矣。”然后，他根据“量入为出”原则，提出改进措施：“夫古者，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积者日渐消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他又说：“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节，则其费用自足，伏望皇上，将该部所进揭帖，置之座隅，时赐省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之事，可省者省之；无劝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以渐复祖宗之旧。庶国用可裕，即民力亦赖以少宽也。鄙谚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伏惟圣明留意。”

　　（六）徐光启的蝗灾统计分析

　　明代著名学者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他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曾以《屯田疏稿》上奏皇帝，其中对蝗灾进行了统计分析：“臣谨按：春秋至于胜国，其蝗灾书月者一百一十有一，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他的这段话可列为下列动态数列：

　　根据各月份蝗灾统计资料，他进行了统计分析：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小民遇此，乏绝最甚。”徐光启在三百年前能根据动态数列进行统计分析，可说是一项创举。

　　五、明代的统计思想

　　（一）邱浚的统计思想

　　邱浚（1426—1495）字仲深，号琼台，明代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大学衍义补》一六○卷与《邱文庄公文集》。在明成祖万历年间，他就想继唐、宋的《国计簿》与《会计录》之后，编纂明朝的《会计录》。并对编纂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都有明确的设想：“敕掌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税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开具。仍益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使国计大纲瞭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短长，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月有余矣。”22

　　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经常以调查资料与航海知识为依据进行分析论证。例如，他为了驳斥漕粮海运损失甚大的错误观点，首先，他以调查资料为依据，破除一般人所说的“海运沉船损失”的陋见。他说：“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均置帆。猝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预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舟行横道一舶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若夫占视风侯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无云，因便发行，已时而止，则不遇风暴、或中途忽见云起，则易舵回舟，仍泊归港，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矣。”23

　　其次，他把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到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这四十七年的海运漕粮的记录，逐年按起运、实失及损失作了详细的统计，从统计分析中得出海运比河运损耗为小的结论。历代思想家借用历史统计数字以为其论据者很多，但一般仅以个别年度或一、两个历史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邱浚却几乎用元王朝的历年可比的海运漕粮的统计数字来分析论证，这种统计思想与实践是值得称道的。

　　（二）徐光启的统计思想

　　徐光启（1562—1633），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期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字子先，号玄扈，明末上海人。著有《农政全书》。他认为要论述财计（财富核算），当先搞清财富的概念。他说：“欲论财计，当先辨何者为财?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是皆财之权（价值的尺度）也，非财也。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栗，衣人之帛。故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也。若以银钱为财，则银钱多遂将富乎?是在一家则可，通天下而论，甚未然也。”24即进行财计，首先要解决“财”的概念，然后才能进行核算，从而指出了任何核算所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他所说的财富的概念不是指货币，而是指粟、帛等劳动生产物；而且是指吃、穿、用的粟、帛，即具有使用价值的粟、帛，突出了他的重农观点。

　　在人口统计方面，他认为人口增长大约三十年加一倍。明神宗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分析明朝皇亲贵族子孙繁衍的情况时提出了这个观点：“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一倍矣。……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各有两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25他又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26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口增长率这一概念的思想家，比韩非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的观点有一定的客观根据。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建立于公元1636年；但在1644年迁都北京后，才开始实行对全国的统治，直到1911年为辛亥革命所推翻。从1644年算起，清朝共存在268年。其中，鸦片战争前，清朝属于封建社会形态，其历史仍属于中国古代史的范围；鸦片战争后，清朝则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其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

　　一、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社会经济

　　鸦片战争前，清朝专制主义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清初沿用明朝官制，中央设内阁、六部、都察院官员由满、汉分任，但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同时，又由满洲诸王和总理旗务大臣组成“议政王大臣会议”，亦称“国议”，其权势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成立军机处，取代国议，成为全国军政的中枢机构。地方行政区划为省、府、县三级，全国划为十八省，省级最高长官为总督和巡抚，简称督抚。督抚之下设布政司、按察使，分掌本省民政、财政和司法、刑狱。府级长官为知府，县为知县，县以下有保甲组织。保甲是清代严密控制人民的基层行政组织。清初沿用明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制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了明律的内容，康熙、雍正年间又作了增删。清初通过开设学校、实行科举等手段，钳制思想，扩充官僚队伍，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清前期的经济改革，是要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因而，清王朝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实行“更名田”，移民垦荒，兴修水利，整顿赋役制度和“摊丁入亩”等，使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人口有所增长，衰落了的经济有了缓慢的发展。至于工商业，由于明末清初的战火洗劫，横遭破坏、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摧残；而清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如禁止开矿、限制纺织、陶瓷业的发展，封锁海上交通等，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受阻。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一）统计组织

　　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统计组织基本上沿用明制，主要以六部兼管全国统计。六部中，户部掌国家财计，户部尚书“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27据此可知户部“掌军国之计，以足国用。”28它兼管全国人口、土地、赋税、俸饷、仓储、水陆交通等方面的统计，以满足国用之需。

　　户部以下设有十四个清吏司，对口考核与管理布政司的钱粮征收与统计。《清史稿·职官志》：十四清吏司“各掌其分省民赋，及八旗诸司廪禄、军士饷粮，各仓，盐课，钞关，杂税。”这种以控制全国财政收支为目的的体制，体现了封建国家财政统计的条条管理关系；同时，各清吏司又分设民、度、金、仓四科分管户籍、钱粮统计，体现了封建国家财政统计的块块管理关系。

　　清朝的地方政权分为省、道、府（州）和县四级，均有相应机构，兼管统计工作。

　　二、统计法规

　　1．脱漏户口律。清初按人丁抽税，民户有脱漏户口的情况。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曾颁行“脱漏户口律”，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册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仍改正。凡一户全不附籍及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或隐漏自己成丁人口及增减岁状，妄作老幼废疾者，分别罪之。”29虽有此律，但地主隐匿丁口，穷人逃亡外地，丁口不实的情况，仍很严重。

　　2．乾隆保甲户口清查法。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根据顺治户口牌甲之令，编制了保甲户口清查法，计十五条，是一种严密控制和统治人民的法规。

　　（1）直省所属每户发给门牌，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踩麯、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给。

　　（2）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

　　（3）旗民杂处村庄，一体编列。旗人、民人有犯，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至各省驻防营内商民贸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编牌册，报明理事厅查核。

　　（4）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设立牌头总甲及十家长等。如有偷窃为匪，及隐匿逃人者，责令查报。

　　（5）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

　　（6）盐场并灶，另编排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

　　（7）矿厂丁户，厂员督率厂商、课长及峒长、灶头等编查。各处煤窑雇主，将佣工人等册报地方查核。   

　　（8）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地主并保甲结报。广东寮民，每寮给牌，互相保结。

　　（9）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泛口照验放行。渔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贯。其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

　　（10）苗人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

　　（11）云南有夷、民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