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并出现衰落的阶段。前后经历了40 7年。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向边疆地区扩展。最后，元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政权国家。这一时期的统计，处于发展不平衡阶段：宋代统计继唐代之后全面发展，辽、金统计发展滞缓，元代统计则又有所进展。

　　宋代的统计

　　一、宋代的社会经济

　　北宋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了不使宰相事权太重，中央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以分掌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以分掌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又称计相），专管盐铁、度支和户部，以分掌宰相的财权。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和节度使的兵权；创禁军“更戍法”防范将领依仗军队对抗中央。以上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止了藩镇割据；但由于过分强调“分化事权”、“互相牵制”，致使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地方困弱，军队战斗力不强。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蠲免新垦土地的地税，废除南方小国原有的苛捐杂税；改用农具，使用牛耕，兴修水利灌溉事业；诏令南方种植粟、麦、黍、豆等作物，江北水乡种植水稻，以提高产量。在工业方面，矿冶业有很大发展，北宋的金、银、铜、铁、铅、锡等矿产大大超过唐代。纺织业也大为发展，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较前代有了进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每年征收的商税，各城市一般都在四十万贯以上；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国生产的绢、帛、瓷器和铁器等远销海外，牲畜和奢侈品也从国外输入。

　　由于农民起义、辽和西夏的入侵，以及政治腐败，北宋中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等，使财政有所好转，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

　　南宋时期，北方人民由于战乱，大量南迁，他们与南方人民共同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当时南宋经济发展很显著，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但因土地兼并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客，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剥削，迫使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

　　宋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它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需要，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和推崇。

　　二、宋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一）统计组织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设尚书、门下及中书三省。最高国务机构为掌领军事的枢密院与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合称“二府”。最高财计管理机构为“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与户部司（三司正副使称计相），主管天下贡赋和钱粮出纳，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宋史·职官志》：“三司使掌邦国财计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之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

　　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自当年起三司执行上计制度：“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改三司为总计司，总管全国统计核算，令各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统计报告逐级汇总上报总计司，这在中国统计组织史上是一项创举。当时总计司“判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判十道事。”②左、右计使即“左、右大计。”淳化四年分天下为十道，即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与广南。在京东叫左计，京西叫右计，置二使分掌。其统计报告的报送程序如下：“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③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罢十道左右计使，复置三部使。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又罢三部使，复置三司一员。”④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推行新官制，三司并于户部。《宋史·职官志》：“元丰正官名，三司始并归户部。从此，户部总管全国的综合统计。其职责是：“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以版籍考户口之登耗，以赋税持军国之岁计，以土贡办郡县之物宜，以征榷抑兼并而佐调度，……凡此归于左曹。又“以常平之法平丰凶、时敛散，以免役之法通贫富、均财力，……凡此归于右曹。尚书置都拘辖司，总领内外财赋之数，凡钱谷帐簿，长贰选吏钩考。其属三：曰度支、曰金部、曰仓部。”可见这时的统计组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更，其趋势是恢复唐朝的统计组织。这种新官制，采用了左、右曹分立制度，分割了户部尚书的权力，使之不能周知其数。例如，左曹管赋税出纳，而户部尚书则不知出纳见在之数。所以，司马光曾奏请“令尚书兼领左、右曹。”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府、军）、县三级制。元丰改制后，仍改为州、县二级制。其统计组织其本上与中央统计组织相适应。

　　（二）统计法规

　　宋代统计法规，率多因袭唐律。惟对统计簿帐或报告的记录与编造均有严格的法规，则是它的特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北宋神宗时，统计簿帐，即已列为皇朝的法式之一；一直到南宋，这方面的记载颇多。

　　1．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户部规定：凡经济报告“有隐漏重复、收支不实，应干系官吏科杖一百罪。”

　　2．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勒诸路监司、应经兵火州县，自来所有丁产、钱谷簿书，皆依法置造。”⑤

　　3．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九月一日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并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从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叙。其簿限一日改正。当职官吏失点检杖八十，如有欺弊，自依本法执行。”

　　4．《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一》：“漏泄库务所管钱数者，徒三年，配二千里。”

　　由此可见，宋代关于统计簿籍与报告均有严格的法规：统计簿籍，依法编造；统一格式，真谨书写；如实填报，不得隐漏重复；如有欺弊，依法执行；等等。

　　三、宋代的统计工作

　　（一）人口统计

　　1．主户与客户。

　　宋代，以是否占有土地为主要标志，把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凡占有土地、直接承担国家正税的人户称主户，没有土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称客户。

　　（1）主户。司马光《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月宋太祖诏令：“诸州版籍、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在诏令下注有“始令诸州岁所奏户数，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即责令各州判官、录事掌管版籍，对原无版籍者则勒令编造，户部人口统计的对象为男丁。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5年）十月诏令：“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籍，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实者听民自言。”⑥宋代的户口版籍是按资产（主要是土地）的多少，把占有土地、直接承担国家正税的主户分为五等编造的，故称五等版籍；每逢闰年编造一次，故又称闰年图。内容包括户口、垦田、赋役等数字及田地、宅基地等图形，向中央呈报，作为征收赋役、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之一。五等户的划分标准是：一等户占田三百亩以上，二、三等户占田一百到三百亩，四等户占田二十亩到一百亩，五等户占田二十亩以下。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主要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北宋末年下户人数较多；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北宋中期有所减少。

　　（2）客户。宋代客户租种地主土地，自有耕牛的称“牛客”，耕种所得要和地主对分；无耕牛而使用地主耕牛的称“小客”，要把收成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客户虽然不直接向政府交纳夏、秋二税，但地主通过地租等办法，把赋税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而且客户还要为地主服役，甚至连家属都不能幸免。在南方，客户还需向政府交人头税。《长编》卷一六八记载：宋仁宗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六月，丁度奏曰：“下户才有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可见其惨状。

　　2．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北宋时期按军事编制的户籍制度。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兵”，以维护封建统治。保甲制度是把各地民户不论主、客，统一编制户籍。《宋史·兵制》：“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编制户口的意思，《周礼》：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其民，以相保证。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才干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凡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才勇过人者亦充当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输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奸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事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者，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不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也。”保甲制度改变了原有的募兵制，加强了户籍管理。明、清两代均沿用了这一制度，以维护封建统治。

　　3．编造丁产簿。宋代把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按这种分类而编造的人口及财产簿册，叫“丁产簿”。丁产簿按当时的保甲编制分甲立册，叫“结甲册”。丁口和户产有时也分别造册，并分别称为“丁口簿”和“户产簿”。宋代对于结甲册非常重视，关于各甲丁口的记载均有具体说明。《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县道户口，保最为急；倘不经意，设有缓急懵然莫知。始至，须令诸乡各严保户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人数则总于籍尾。”

　　（二）土地统计

　　1．推行方田均税法。简称“方田法”，系北宋清丈土地、规定赋额的方法，就统计而言，实即进行土地丈量的一种直接调查方法。

　　宋初各地田赋不均，税户相率隐田逃税。仁宗景祜年间（公元1034—1038年），大理寺郭谘首创方田均税法——千步方田法：丈量土地，清括隐田，“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⑦

　　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变法革新，把郭谘的方田法加以补充，坚决推行。《宋史·食货志·方田》：“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凭证）。”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试行。因受到豪强地主的反对，方法上又有很多困难，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废止，共清丈田亩2484349顷，占当时耕地面积的54％。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限制了土地兼并，增加了大批税收。

　　徽宗时又恢复，终因丈量和定税中弊病很多，也屡行屡罢。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完全废止，已丈量的田地仍按旧法纳税。

　　2．编造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北宋政府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土地簿册。北宋推行方田均税法，丈量各地土地时，有些州为了防止漏报、瞒报，有司将各户的土地、山塘一块一块地核实，标明其面积、座落，绘成图样。因为把这种图连接起来，形状类似鱼鳞，所以叫“鱼鳞图”；“鱼鳞图”按户集结成册，叫“鱼鳞图册”。这种鱼鳞图册是宋代土地统计的一项重要发展。宋代婺州、漳州等地曾经编造，虽未广泛推行，但为明代鱼鳞图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推行经界法。经界法系南宋整理地籍的办法。南宋初，经兵火之后，户籍散乱，富者兼并，田多无税；农民无田而有税，故多相率逃亡。为平均税负，增加财政收入，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奏请推行经界法：“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⑧宋高宗准奏，命李椿年在平江府设经界局按图核地，试行经界法；绍兴十四年以李椿年为户部侍郎，加以推广。其法：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等级，按照田地形状、四至、土壤、亩数及等级编造成册，一式三份，一留县，一送漕司，一送州，官府按此征税。由于豪强势家反对，至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中止。

　　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漳州知州朱熹，深知经界不正之害，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害，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元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设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⑨朝廷大臣请于漳州推行。翌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朱嘉协力奉行，终因豪强地主的反对，前诏遂废除。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 7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季镛奏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养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排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已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宁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深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⑩这一奏摺具体说明了推行经界法的困难及其应采取的措施。于是绍诸路漕，率先施行。但终南宋之世，经界法屡行屡罢，未能贯彻执行。

　　（三）漕运统计

　　宋代交通发达，全国基本上形成了水陆运输网，漕运统计也随之发展起来。北宋开国之初，岁运漕粟，未立定额，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始定汴河、黄河、惠民河与广济河四河运粮总数为550万石。梁方仲曾根据《宋会要辑稿》第144册《食货》46《水运》、《玉海》卷182《食货·漕运》、《文献通考》卷25《国用》3《漕运》及《宋史》卷175《食货上》3《漕运》，编制下表：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岁漕定额及治平二年漕运实数11

（公元981年及1065年）

漕河别	供应漕米地位	太平兴国六年岁漕定额				治平二年 漕运实数
		抗米（石）	豆（石）	粟（石）	合计（石）	（石）
汴河   黄河 惠民河   广济河	江南、淮南、两浙、 荆湖等路 陕西诸州 陈、颍、许、蔡、 光、寿等六州 京东十七州	3000000   — —   —	1000000   300000 200000   —	—   500000 400000   120000	4000000   800000 600000   120000	5755000     267000   740000
合计	—	300000	1500000	1020000	5520000	6762000

　　北宋建都大梁（开封），故四漕河中，以汴河所运为最多。至道（公元995—997年）初年，汴河运米达580万石；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南六路漕运上供米额620万石。具宗景德四年（公元100 7年），又定汴河岁额600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初年竟至700万石，据《宋会要辑稿》说，此为最高之数。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7年）闰五月戊申，诏自五年后，暂减江淮米50万石。其后，黄河岁漕益减耗，仅运菽3 0万石。至仁宗嘉祜四年（公元1059年）诏罢黄河运菽。从此，岁漕仅汴、惠民，广济三河而已。大约嘉祜（公元1056—1063年）中年之后，岁运总额仍以600万石为准，但每岁短欠不下六、七万石。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汴河等三河实运总数达676万2千石。然据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张方平所言，是时上供年额本分为：汴河600万石，广济河62万石，惠民河60万石；虽实运远不逮此，然与治平二年之数相差又多了。到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三河实运数只450万石，而欠折多至3 0余万石，其原因在于平时积逋以及沿途损耗颇多。

　　南宋以后，漕运初以平州府（苏州）为中心、凡两浙、两广、荆湖、福建各地漕运都集中于此；后来因建都临安（杭州），漕运中心随之转移到杭州。   

　　（四）矿冶统计

　　矿冶史称“坑冶”（阬冶），唐代始有记录，宋代发展较快，在北宋工业中已占重要地位。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产量都超过唐代数倍。矿冶统计随之发展。各种矿产量数字缺乏统计，但可根据征课与实际产量的比例进行推算。现据《文献通考》与《宋史》统计资料，对唐、宋各种矿产的岁课额12比较如下（见下页）。

　　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则可推算宋神宗元丰元年各矿的实际产量：金53 550两，银1 076 925两，铜73 029 845斤，铁27 505 485斤，铅45 986 675斤，锡11 606 990斤，水银16 780斤，朱砂18 235斤。

　　南宋矿冶兴废不常，岁课收入多寡不同。现以绍兴三十二年

　　（公元1162年）金、银、铜、铁、铅、锡矿冶的兴废统计数字；及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铸钱司统计的岁课收入比较如下：

　　宋代矿冶统计，对各种主要矿产的产地、坑冶数、废弃数和岁课额等均有统计，可以反映当时的冶炼规模。虽然缺乏产量数字，但可根据当时的税率估算，以观察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五）物价统计

　　我国古代的物价统计，一般属于商品价格统计、商品比价或折合价统计，史书记载零散，缺乏完整、系统的统计。宋代物价统计较为丰富。   

　　1．商品价格统计。宋代的商品价格统计比较详细，现列举如下：

　　米价：熙宁（1068—1077）以前一般为每石六、七百文，徽宗时期（1101—1125）每石米就高达二贯、三贯，甚至四贯了；南宋绍兴（1131—1160）初年，米涨至五、六贯一石，随后开始下降，保持在一贯左右；孝宗时期（1163—1189）又上升到每石二贯至二贯半左右。

　　绢价：在徽宗元符前（公元1100年以前），每匹约为一贯左右；大观（1107—1110）到绍兴（1131一1160）初年每匹二贯；绍兴至乾道时期（1165—1173），每匹为一至四贯。

　　布价：真宗时期（998—1022）每匹约为150—300文；仁宗时期（1023—1063）每匹约3 00文；神宗时期（1068—1085）每匹约400—450文。南宋时期（1127—1279）为500文，甚至高达1—2贯。

　　丝、绵价：绢每匹850文，紬每匹700文，丝每两65文，绵每两3 5文。

　　盐价：一般保持在每斤50—70文之间。也有些地区低于50文，或高达100—300文。

　　茶价：北宋时期（960—1126）平均茶价约为六、七十文一斤。

　　草价：宋初8文一束，后涨到20—30文左右；南宋时约50一100文以上一束。

　　铁价；北宋时一般为25—30文一斤。

　　金价：太宗（976－997）时每两5贯；真宗（998—1022）、哲宗（1086—1100）、徽宗（1101—1125）时每两10贯；最后到宁宗（1195—1224）时竟高达每两40贯。

　　银价：真宗（998—1022）时每两200文；仁宗（1023—1063）时2贯；神宗（1069—1085）时1贯；徽宗（1101—1125）时1贯6—7百文；南宋时期（1127—1279）每两值2—3贯多。

　　铜价：每斤约250文。13

　　2．比价统计。比价为两种不同物品价格的比例关系。初见于贞观初年“绢一匹易米一斗。”14南宋时期每匹绢的价格约等于二石米的价格。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右司谏王缙说：“近睹指挥，许江浙人户预以米斛折纳来年紬绢，每匹二石，取其情愿，诚为公私之利。”15说明了当时绢米比价在赋税中的作用。

　　（六）军费统计

　　北宋大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募兵制度成为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军费开支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蔡襄（1012—1067）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时，因其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所以对北宋的军费统计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16，其中论《养兵之费》，具体细致地详列了军费统计资料：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收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余）。